首页 -> 2008年第9期
戴铎的聪明与雍正的聪明
作者：线天长 吴营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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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后期，诸皇子围绕储位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激烈争夺。这场争夺持续时间很长（约有十余年），牵涉范围也广（年岁较大的二十几位皇子几乎都参与了，一些王爷朝臣、文人清客也被裹挟了进去），最后，皇四子胤禛（即雍正）捷足先登，承继了大清江山。范文澜、蔡美彪等先生认为，雍正的成功，是他“倚信满人戴铎为之谋划”的结果，在坊间也有“没有戴铎就没有雍正”的说法，而我们在研读了相关史料后，认为此类观点实与史实不符。
就雍正而言，他是个颇富心机、懂得隐忍、善于审时度势，并能抓住机遇的政治人物，而戴铎则是个会察言观色、会揣摩主子心思、有点小聪明的小人。雍正对其品性也是洞若观火，了然于心的。
戴铎本是“藩邸旧人”，早就投靠在了雍正门下。他在“藩邸”，算个清客，相当于《红楼梦》里的詹光、卜世仁，替主子解闷消闲出出主意。康熙五十二年，他给雍正写了封长信，献上了他的“争储”秘策。信中写道：“论者谓处庸众之父子易，处英明之父子难；处孤寡之手足易，处众多之手足难。何也？处英明之父子也，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此其所以为难。处众多之手足也，此有好竽，彼有好瑟，此有所争，彼有所胜，此其所以为难。而不知孝以事之，诚以格之，和以结之，忍以容之，而父子兄弟之间，无不相得者……至于左右近御之人，俱求主子破格优礼也。一言之誉，未必得福之速，一言之谗，即可伏祸之根。”并称：“当此紧要之时，诚不容一刻放松也！否则稍为懈怠，倘高才捷足者先主子而得之。”
平心而论，这封信写得字字珠玑，入情入理，然而却令雍正反感。因为当时的雍正心里已有了争储的“既定方针”，并在一步步地实施着，无须谁再为之“谋划”。况且，雍正的心机生怕别人窥破，可他戴铎不仅窥破了，而且还“诉诸文字”，这能不令雍正反感甚或恐惧吗？
我们知道，康熙第一次废掉“太子”是在康熙四十七年。没了“太子”，诸皇子谁都有了承继大统的可能，于是就明里暗里手足相残起来。康熙一看不行，半年后复立胤礽为太子。然而到了康熙五十一年，允礽被再度废掉，“争储”之势遂更为风起云涌了。而就在诸皇子瞪着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之时，雍正则称自己是“天下第一闲人”，并给自己冠以“破尘居士”、“圆明居士”等法号，终日与僧徒厮混在一起，完全表现出了一副一心向佛、与世无争的样子。另外，他还刻意搜罗历代文人骚客、隐士僧道的诗文语录，汇集成《悦心集》，甚至还“亲自”写了首与《红楼梦》里的《好了歌》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弥漫着人生若梦色空观念的《醒世歌》：
南来北往走西东，看得浮生总是空。
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沓沓在其中。
日也空，月也空，来来往往有何功？
田也空，地也空，换了多少主人翁。
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
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
《大藏经》中空是色，《般若经》中色是空。
朝走西来暮走东，人生恰是采花蜂。
采得百花成蜜后，到头辛苦一场空。
夜深听得三更鼓，翻身不觉五更中。
从头仔细思量看，便是南柯一梦中。
雍正诸如此类的所作所为，就是“秀”给他人看的，就是想让其他皇子不再把他视作“竞争对手”：一是忽略他的存在；二是不在康熙面前说他“坏话”，免得被康熙“淘汰出局”。
而戴铎呢，偏偏自作聪明地去“献计”，去“点破”，去为之“谋划”。聪明反被聪明误。这马屁委实拍在了驴蹄子上。雍正读过信后马上复道：“语言虽则金石，与我分中无用。我若有此心，断不如此行履也。况亦大苦之事，避之不能，尚有希图之举乎？……汝但为我放心，凡此等居心语言，切不可动，慎之，慎之。”“翻译”一下则是：你说得虽好，对我却没用。我即便想争储，也不会按你说的去做。况且当皇帝是件苦差事，躲都躲不及，谁会稀罕它呢？你要是为我考虑，就赶紧闭上你的臭嘴！
雍正何以会百般掩饰乃至恼怒？就像一个人走路，在他不知道怎样前行时，你给他“谋划”一番，为其指明，他会萌生出一份感激来；而当他知道怎么走，且已经上了路时，你再给他指出，不是多此一举吗？况且，他是悄悄上路的，生怕别人知道，你戴铎看出来倒也罢了，可偏又给“指”了出来，这不是“道破天机”了吗？
此后不久，雍正就远远地把戴铎打发到了杭州、福建一带，就像《红楼梦》里的贾雨村远远地“充发”了门子。雍正知道，将戴铎留在京城，说不定哪会儿就成了祸害！他害怕戴铎会把他的“不轨之心”捅出去。可他此时只是“雍亲王”，不是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对谁都可以任意杀伐的“圣上”，他不能随心所欲地把戴铎“圈禁”起来，更不能对戴铎实施“肉体上的消灭”，只能远远地把戴铎打发掉。
戴铎被“充发”后，一再给雍正写信，要求回京。康熙五十五年写道：“奴才自问愚昧，功名之志甚淡，兼之福建水土不服，染病至今，特启主子，意欲将来告病，以图回京也。”雍正复道：“接你来字甚不喜欢。为何说这告病没志气的话，将来位至督抚方可扬眉吐气，若在人宇下，岂能如意乎？天下皆然，不独福建为然也。”
同年戴铎又写道：“奴才在福建衙门甚苦，恰逢巡抚陈瑸到任，一切陋规尽行裁割，兼之奴才身体疾病缠绵，屡次告病不准，只得进兵饷两千两，求往军前效力，希图进京叩见主子金面，细回一切。”雍正又复道：“你身子甚病，必须加意调理，古人云，节饮食，省嗜欲，自可却病延年，万不可令庸医用药也。至西边效力之举，甚觉孟浪，皇上前不是当要的。”
康熙五十七年戴铎写道：“奴才自到福建以来，甚是穷苦，屡次告病不准，详（想）请军前效力，又奉部驳，奴才万分无奈，寻思无策。所有主子天恩无仰报。谨备微物数种，伏祈主子哂留。”雍正回复道：“天下无情无理除令兄戴锦只怕就算你了。一年差一两次来诉穷苦，要两镡荔枝酒，草率搪塞，可谓不敬之至。”
由此可知，雍正不仅对他动辄呵斥，并且是死活都不让他回京。
当然，雍正知道戴铎是个“小人”。“小人”是不能得罪的，也不能把“小人”逼急了。所以他一方面阻止戴铎回京，但也给戴铎封官许愿——“将来位至督抚方可扬眉吐气”，另一方面又将戴铎的兄长戴锦“活动”成了河南省开归道的道员。康熙五十六年，戴铎给雍正写信道：“奴才哥哥戴锦蒙主子天恩，差大人向吏部说得补河南开归道，此乃主子特恩。奴才弟兄受恩天高地厚，将来不知作何效力，方可仰报于万一也。”雍正回复道：“你哥哥大不如你，不过是一员俗宦罢了。目前有你哥哥效力，你宽心保养，身子要紧。”雍正的意思很明白，“你哥哥大不如你”，尚且如此，你要多加保重，前途自会光明。
一套恩威并施的手段，使戴铎对雍正纵有千般怨言，也不敢有所造次，只有继续选择效力效忠。主子不允回京，戴铎竟然没看出主子怕他多口，还在喋喋不休，生命不息，“谋划”不已。
康熙五十六年，戴铎又为雍正“谋划”道：“奴才查台湾一处，远处海洋之外，另各一方，沃野千里。台湾道一缺，兼管兵马钱粮，若将奴才调补彼处替主子吞聚训练，亦可为将来之退计。”意思是让雍正先把他“安排”成台湾道，一旦“争储”失败，便可退居台湾。平心而论，这“谋划”委实很“馊”，抛开戴铎的“私心”（想做“台湾道”）不说，即便“争储”失败，以雍正一向的“伪装”，恐怕也没人会“为难”他，会像他对待他的兄弟阿其那、塞斯黑似的将他圈禁致死。所以雍正接到信后，挥笔写道：“你在京若此做人，我断不如此待你也。你这样人，我以国士待你，你比骂我的还厉害。你若如此存心，不有非灾，必遭天谴。我劝你好好做你的道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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