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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板桥的“金臀观”及其他
作者：蒋晗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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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官打无羞，父打无忧。官一般都打哪？老戏里我们见过，在公堂上被判“重打五十大板”时，犯人都是被打臀部，而不是打手、脚、胸或背部。隋唐时有五刑，分为死、流、徒、杖、笞。其中笞刑是最轻的，是以竹板或小荆条抽打背部或臀部，自十下至五十下，分为五等。笞刑虽最轻却隐藏危机，鞭背有可能将犯人误打致伤残或死亡。在《新唐书·刑法志》上载：“太宗尝览《明堂针灸图》，见人之五藏皆近背，针灸失所，则其害致死，叹曰：‘夫箠者，五刑之轻；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轻之刑而或致死？’遂诏罪人无得鞭背。”唐太宗看了《明堂针灸图》，发现人体的胸、背部是五脏经脉穴道集中之处，而臀部穴位则较少。因此，仁厚的唐太宗为避免打死罪犯，就下令衙门中只可打臀部，不可以打胸、背部。可到了清朝的郑板桥却不想打犯人的屁股了，他认为打背还好些，他是怎么想的呢？
2007年19期的《读者》上发表了署名“丁蔚文”的书画短评，文章中提到，“板桥好男色，他狎童纳宠，‘不废声色，所得润笔钱随手辄尽’”。“板桥没廉耻地自称：‘好色，尤多余桃口齿，及椒风弄儿之戏。’还发牢骚说那些小家伙都是看上了他的钱。”文章中还提到，板桥希望将大清法律中的“鞭打屁股”改为“鞭背”，是因为其“爱护金臀者”。
该文同时还提到他花钱买官、做官乱来等等。这些完全颠覆了郑板桥的形象，看到这篇评论后，扬州不少市民与学者反响强烈，丁家桐、韦明铧、刘方明等扬州学者认为《读者》对郑板桥的评价片面极端，许多观点没有足够证据。（2007年9月21日《扬州时报》第Ａ３版《郑板桥被恶搞成“同性恋”）
该报记者还说他在网络搜索引擎输入“郑板桥同性恋”，竟然找出相关网页上的文章有一万九千三百篇之多。不过，记者注意的大多文章是个人博客和论坛里的一些议论，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让人十分信服的证据。虽然有不少网友举例证明郑板桥“好男色”，但例子来处大多十分含糊。但我们从上面三位专家的言谈中，可以发现他们都没有断然否定郑板桥是同性恋，他们中有的人有些资料应该是看过的，却都在尽力为这位大艺术家、清官尊者避讳，原因何在？
《读者》中“丁蔚文”的书画短评文章中提到，“板桥没廉耻地自称：‘好色，尤多余桃口齿，及椒风弄儿之戏’”的引文，可以从巴蜀书社1997年版的《郑板桥文集》中找到。此句之后，郑板桥写道：“然自知老且丑，此辈利吾金币来尔。有一言干与外政，即叱去之，未尝为所迷惑。”这其中，“余桃口齿”典出《韩非子·说难》：卫国国王卫灵公特爱一位叫弥子瑕的美男子，一天夜里，弥子瑕听说母亲病了，便偷驾卫灵公的车子，去看望他的母亲。按照卫国的法律，偷驾国王的车子，是要被砍掉双腿的。但卫灵公知道弥子瑕偷驾他的车子后，不但没有处罚，反而称赞他是个孝子，曰：“孝哉！为母之故，忘其刖罪。”还有一次，弥子瑕与卫灵公在果园中游玩，弥子瑕吃到一个极为香甜的桃子，便把剩下的一半留给国王，卫灵公竟然不顾君臣礼统，甘吃余桃，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但等到弥子瑕色衰爱弛，得罪了卫灵公，此时的卫灵公则说：“就是那个曾偷驾我的车子，还曾让我吃他的半个余桃的家伙呀！”弥子瑕的同一行为，“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是故，后来的同性恋者，被视为“余桃之癖”。
郑板桥表白自己的同性恋人不会干预外政，自己不为迷惑，一方面，可见他的这些恋人不是“露水夫妻”、“一夜情”的人，而是长时间相处的“外舍”了。那时的“男风”或曰“南风”，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士大夫、富商一方面“押优蓄童”，一方面也娶妻纳妾。对这一种双性恋并举的局面，当时人是不会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清代著名学者赵翼认为，其时歌郎、优伶（同性恋被玩弄对象）的作用，是不亚于女性的“贤内助”的，其诗曰：“从此鸡鸣内助功，不属中闺属外舍。”郑板桥在其《止足》诗中也写道：“年过五十，得免孩埋。情怡虑淡，岁月方来。时时作画，乱石秋苔。时时作诗，写乐鸣哀。闺中少妇，好乐无猜。花下青童，慧黠适怀。”（《郑板桥文集·诗钞》）右拥少妇，左揽青童，他郑板桥好不惬意悠然。
另一方面，郑板桥虽然表明了他的同性恋立场，但也怕人说他惑于男色，影响为官执政。虽然郑板桥曾说“风流何罪？无荣无辱无咎”，但同性恋毕竟有违当时社会主流道德，同志之风毕竟不是太过名誉的事儿。当了官的郑板桥自然也不得不在自己的书中有所藏掖。我们来看看他的两首诗词：
写得非常卿卿我我的《赠裙郎》：“韵远情亲，眉梢有话，舌底生春。把酒相偎，劝还复劝，温又重温。柳条江上鲜新，有何限莺儿唤人。莺自多情，燕还多态，我只卿卿。”
写得雅训一点的调寄《柳梢青》：“意暖情亲，眉梢有话，舌底生春。把酒偎人，斟又重斟，温又重温。江南二月青青，踏芳草王孙暗惊。走马燕台，攀花禁苑，壮志逡巡。”
那么郑板桥是否真的就如他所说“未尝为所迷惑”呢？乾嘉年间的曾衍东于其《小豆棚》中描述了郑板桥在山东做县令时与一个小皂隶的同性恋关系：“郑素有余桃癖。一日听事，见阶下一小皂隶执板遥立，带红牙帽，面白衣黑，颇觉动人，遂见爱嬖。有友戏问曰：‘侮人者要恒受侮于人。使其行反噬之谋，倒戈而相向焉，何以御之？’郑曰：‘斯受之耳，亦未必其血流漂杵也。’其书室一联最可笑，云：‘诗酒图书画，银钱屁股’（后郑因故失官，当他去县之日），止用驴子三头。其一板桥自乘，其一驮两书夹板，其一则小皂隶而娈童者，骑以前导。”
谈到郑板桥的屁股观，我们从清代的另一个著名的同性恋者、大文学家袁枚的《随园诗话》卷九中的一段文字可以找到一点端倪：
兴化郑板桥作宰山东，与余从未识面。有误传余死者，板桥大哭，以足蹋地，余闻而感焉。后廿年，与余相见于卢雅雨席间。板桥言“天下虽大，人才屈指不过数人”。余故赠诗云：“闻死误抛千点泪，论才不觉九州宽。”板桥多外宠，尝言欲改律文笞臀为笞背，闻者笑之。
这还真不是道听途说的，更有郑板桥自己的一段奇文为证：
刑律中之笞臀，实属不通之极。人身上用刑之处亦多，何必定要责打此处。设遇儿者美如子都，细肌丰肉，堆雪之臀，肥鹅之股，而以毛竹板加诸其上，其何忍乎？岂非大杀风景乎！夫堆雪之臀、肥鹅之股，为全身最佳最美之处，我见犹怜，此心何忍！今因犯法之故，以最佳最美可怜这地位，迎受此无情之毛竹大板，焚琴煮鹤，如何惨怛？见此而不动心怜惜者，木石人也。女人之两只乳，男子则两片臀，同为物之最可爱者。人无端而犯法，其臀则未尝犯法，乃执法者不问青黄皂白，动辄当堂吆喝，以笞臀为刑罚之第一声，此理实不可解。我又不知当初之制定刑律者，果何恶于人之臀，惩罚时东也不打，西也不打，偏欲笞其无辜之臀也。臀若有口，自当呼冤叫屈。昔宰范县时，有一美男儿赌被捉，问治何罪，按律须责四十大板，当堂打放。余谓刑罚太重，曷不易之？吏对不可。余无奈坐堂，但闻一声呼喝，其人之臀已褪露于案前，洁如玉，白如雪，丰隆而可怜，笞责告终，几至泪下。人身上何处可打，而必打此臀，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足下尝谓犯法妇女之掴颊掌嘴，最为可怜可痛。桃腮樱口，岂是受刑之所在乎？板桥则谓男子笞臀，尤可痛惜。圣朝教薄税，若改笞臀为笞背，当为天下男子馨香而祝之！〔1〕
郑板桥和他同时代的很多男人一样，把男人的屁股当做一种美好的东西肆行享用。说到底，用“玩弄”一词概括其行，也不是诬蔑。其实，为尊者避讳他自己本不想避讳的事，也不见得是对尊者的真尊敬。尊者活在他自己的时空中，我们打扮历史，为尊者涂脂抹粉，是对历史真实的漠视，对尊者的不尊。再说，尊者之行，不见得都是堕落，至少，今天的我们已经懂得，同性恋是一种应当尊重的人性选择的自由。王小波在其《有关同性恋的伦理问题》一文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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