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难忘李士非
作者：李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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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声来了，由远及近，还挟着雨。心力衰竭的诗人李士非是在雷声里走的，走在2008年5月26日十六时四十分的广州。这是一位好发雷鸣之声的中国诗人，只是世事嚣喧，加之我们耳聋，听不见这样带电的雷鸣罢了。
他在东京抗日
1998年3月底至6月底，在整整三个月的时间里，中国诗人李士非在日本东京怒不可遏，拍案而起，顾不上心律每分钟一百多次，“家自为战”，“人自为战”，挥笔抗日。
从日本的内阁大臣到他们的首相，一个接一个地参拜供奉着二战时期十四名甲级战犯和两千多名乙、丙级战犯的靖国神社。那个名叫石原慎太郎（记住这个名字！）的众议员，公然否认血的河流，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方面编造的谎言”。还有靖国神社里高声播放的侵华军歌，还有将学生课本中“侵略”二字抹去，还有颠倒黑白、为战犯树碑立传、将东条英机树为“英雄”的影片《尊严》的隆重出笼……
面对这些，胸中呼啸着怒火的中国诗人不能不写，不得不写，常常是夜以继日。
原本，他是与妻子何纤女士去东京探望儿子的，而且大夫有着“绝对不能再写诗”的禁令。东京之行的五个月前，他曾因心力衰竭，昏迷达六七个小时。1992年2月19日，心肌梗塞击倒了他，在重病监护室被抢救了十三天之久。之后的数年里，多次因为写诗而心力衰竭，在鬼门关进进出出。来东京前，老友范若丁为他送行，只反复说着一句话：不要写诗，千万不要写诗。面对叮咛，李士非向老友、也是向自己脆弱的心脏郑重地许诺：坚决不写。
可是，真正的战士不会忌惮牺牲。
六十年前，八岁的李士非，就曾宁愿失学，也不学日语。六十年后，六十八岁的诗人，又让重疴之下的心脏，承载起战斗的责任。《东京上空的怒魂》《前沿》《勇敢的一》《怒火》《登东京塔》等，二十一首直面历史、现实与未来的诗作和数万字的日记接连出手。他是在将重疴缠绕的心脏掏出，铸成刺刀，挑破历史的真相。
心脏不能承受之重，还是要写，因为不写，醒着且又忠贞于历史的心脏，将会更加无法承受。
他的5月30日日记，只有这样一句话：“写诗《怒火》，这诗是从胸膛里喷出来的。”他几乎是在靖国神社的现代化音响，又在一遍遍播放当年的侵华日军军歌的同时挺身而出，让无畏的笔喷射出正义的子弹：“他们想干什么？是不是还想血战台儿庄……我只有强抑怒火／一再安抚我的心脏／你不要狂跳，不要狂跳／气死在这里他们才高兴呢／千万别上这个当／要留着老命／回去，为祖国歌唱。”诗人着火的眼睛、起伏的胸膛、屹立的身躯，就这样定格在历史的时空里。他筹划着要在中国组织反击，甚至天真地想象着中国作家们拍案而起的血性。
倒在医院之中的李士非，急切地将三个月来的诗文，整理抄正（一笔一画地抄正）成书稿《东京纪事》。他已经来不及顾惜濒危的生命，他知道，一个战士，即使受伤倒下，也要匍匐前进。
但是，诗人李士非是孤独的。
曾在广东出版部门干了大半生的李士非，曾经担任过花城出版社总编辑的李士非，在偌大的中国、如林的出版机构之中，竟然难以找到一家肯出版此书的出版社。承蒙广东省新闻出版局一位领导的过问，终于有一家出版社答应免费出书。
一等，再等，从1998年6月等到2001年11月，在心力衰竭之时整理抄正出的书稿，还是没有出头之日。这可是三年又五个月啊，书稿，也会长出白发的吗？作者的白发是日渐的多了也干枯了。谁会体察这样一位白发日渐多了也干枯了的诗人心中的焦急呢？孤独的诗人有些悲壮地说：“我们这一家人，别的长处没有，总还有一腔中国人的热血。在东京，我的儿子李缨在电影导演协会国际委员会和反动影片《尊严》的导演面对面进行公开辩论；儿媳张怡和一位大学教授就侵华战争问题连续辩论十二个小时（转移了四家咖啡厅）；我那平时不写文章的妻子何纤也忍无可忍，写了揭露反动影片《尊严》的消息及时在香港《明报》发表……我们在东京也是‘家自为战’啊。”孤独的诗人颇为悲愤地说：“我有动于衷又有什么用处？何必自作多情？但是我既然活着，总不愿装聋作哑，总想发出自己的声音，哪怕这声音十分微弱，也是有声胜无声啊！”（《东京纪事·后记》）
“有声胜无声”，这是一个孤独诗人的悲鸣，还是对于喑哑的心灵与无声的世界敲起的警钟？
装聋作哑的中国作家与媚钱媚俗媚权的出版者，在这样的声音面前，是应当知道一点羞耻与忏悔的。
即便如此，我还是要向广东教育出版社投上赞许的目光。虽然只印了两千册，虽然让诗人等待了三年又五个月，毕竟还是出版了李士非的诗集《东京纪事》。
诗歌的力量
一位叫恳纳的广东网友，这样谈到阅读这部诗集时的感觉：“很久没读过诗了，从冯峥那里看到李士非的《东京纪事》，我用一个通宵一口气读完。这些年来就是读小说我也没有过这样的劲头。”
是怎样的诗篇，竟然可以在这样一个使人异化为物为兽的时代，让一个人通宵不眠，“一口气读完”？我们不妨留意一下这部诗集中最为重要的一首长诗《登东京塔》的创作日记。
5月31日：“晚七时登上二百五十米高处，瞭望皇居、国会议事堂等处，百年历史涌上心头，顿觉诗意勃发。”6月1日：“昨晚通宵失眠，脑海里风起云涌，今天一口气写了《登东京塔》一百五十多行，心情为之一快。”6月2日：“昨夜吃了一粒安定，今天仍然昏昏沉沉……原想在东京不写长诗，现在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一不做，二不休，只好写完。”6月3日：“今天又写了一百六十多行，皇居和国会议事堂两个最难的关过去了。痛快！‘别忘了东边有狼’，自然从笔下喷出。”
诗歌与诗人日益沉陷于边缘化的困境，也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沉陷其中，却不知自救，不思寻求新的路途，只顾于悬崖之上顾影自怜、说着古人今人后人、甚至连自己都听不明白的疯话呓语，而后再把这种疯话与呓语汇聚成伪大潮，将一滴一滴的诗人之水裹挟淹没。
老了又心脏承负着重疴的李士非没有时间在这个伪潮之中徜徉。他不合时宜地向前走着，走着与当下的诗人、诗歌不一样的道路。他连孤独也不屑于咀嚼，只将自己生命的根须深长地扎在百姓痛苦的大地上。他早已步履蹒跚，行走要一寸一寸地挪动，可他却走在时代——民意民心民愿——的前沿。
只是深度的孤独让他特别敏感于同道。那个叫本多胜一的日本记者、作家，是怎样地吸引着他啊。就是这个日本的记者、作家，1971年就曾深入中国采访，写出了一部揭露日本侵华罪行的畅销书《中国之行》。之后，他又连续写出了《通往南京之路》和《天皇的军队》两部书，前者以正义之剑无情地挑开日本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后者则以深刻的反省与认罪态度，如实地再现了日寇华北派遣军第十军第五十九师团从组建到覆灭的罪恶过程。这样一位手持正义之剑的日本人，怎能不被日本的右翼势力恨之入骨？他不得不生活在恐吓与恐怖之中，一再搬家，变换电话号码，出门还要戴上墨镜。
在热闹的中国作家中长期寂然着的李士非，强抑着他国遇知己的兴奋。强抑着，也压不住热血的沸腾，因为凛凛的道义就在骨骼间游走。
无法静静地坐着，就在房间里来回走动。连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也不能让自己的心稍稍安定下来，便沸腾着热血破门而出，蹒跚着脚步，公然拜访这个被右翼势力恨之入骨的人，送上一个中国诗人的尊敬与钦佩。李士非与本多胜一，两名战士，一个六十八岁，一个六十六岁，都置自己的生死于不顾，把手中的笔燃作火把，照见被黑暗包裹得痛苦不堪的历史真实。
6月17日的日记这样记载：“急就长诗《本多胜一》一百五十余行，一气呵成，结尾为神来之笔，是当时最真实的感情。”在诗的结尾处，他向本多胜一也向那些不知忏悔的日本人大声地说：“这一刻／如果有人从窗外／开枪射击／我将立刻扑上去／做本多胜一的掩体／中国可以没有我／日本不能没有他／今天的日本／这个战场／太需要战士本多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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