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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胡适张爱玲相逢１９５５
作者：姜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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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淡而近自然”
1955年的大年初二（1月25日），纽约曼哈顿区八十街一座普通的公寓内，六十岁的胡适在这个全球最富庶的城市读着一本关于饥饿的故事。这已经是第二遍在看了，他看得非常仔细，不时为之动容。
故事描绘的是1951年上海附近的某个乡村农民金根一家在新年前的一二个月的生活：金根是个二十多岁的农民，刚刚分到了土地，不久前还被评为劳动模范。在上海做女佣已经三年的妻子月香为此回到了家乡，却发现丰收的粮食都交了公粮，农村家家户户都吃不饱。年底到了，上级要求农民每家每户都要“自动”献猪肉和年糕。自家都没有吃的金根不满这种强派，与干部王同志争论起来，结果饥饿的农民在粮仓前与上级发生冲突。绝望的月香放火烧掉了粮仓，自己也死于大火。新年到了，饥肠辘辘的农民被组织起来，唱着秧歌给军属送粮。“呛呛砌呛砌！呛呛砌呛砌！”秧歌声声，“在那庞大的天空下，那锣声就像是用布蒙着似的，声音发不出来，听上去异常微弱”……
1955年，正是大陆大规模开展批判胡适思想运动的高潮期。胡适那些在香港和曼谷的朋友们零零碎碎地为他剪寄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刊登的清算俞平伯和胡适思想的资料。他的脑海里几乎天天都在上演着这连台三幕的洗脑戏，小说《秧歌》里的某种政治倾向似乎很符合彼时胡适对大陆的想象。
小说作者的文笔是那样的细腻，人情烘托竟每每使人泪盈于睫。当写那忍不得饿的顾先生，背人偷吃镇上带回来的东西，又怕给别人看见时，作者如此描绘他的心理：“从来没注意到（小麻饼）吃起来咵嗤咵嗤，响得那么厉害”，这真是让苦涩的人也忍不住地笑出声来。在此之前，胡适好像还没有读到过这样无微不至的小说。在当天的日记里，他真诚地写道：“我读了这本小说，觉得很好。后来又读了一遍，更觉得作者确已能做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近年所出中国小说，这本小说可算是最好的了。”这本小说名叫《秧歌》，作者就是张爱玲。
对于张爱玲，胡适还很陌生。但是，《秧歌》里面的社会形势，却让他感到熟悉。他很想知道《秧歌》出版后，得到些什么评论，很想介绍给一些朋友看看。尤其是读了张爱玲去年10月25日写给他的首信上说的“很久以前我读你写的《醒世姻缘》与《海上花》的考证，印象非常深，后来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了不少益处”，胡适读了这几句话，又读了《秧歌》，非常欣慰而高兴。他给张爱玲回信写道：“如果我提倡这两部小说的效果单止产生了你这一本《秧歌》，我也应该十分满意了。”他为此非常想知道作者是个什么样的人。
张爱玲在2月20日回了信。遵照胡适的意思，寄上了五本《秧歌》，小说集《传奇》（1945年写成，1954年在香港再版），香港盗印版的《流言》，还有一本《赤地之恋》的英文本。
这年深秋，胡适就在纽约自家公寓的客厅里见到了这个不凡的女子，她与一位名叫炎樱的女友同来。胡适没有料到张爱玲的寡言多思，她天然地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高贵气质，反倒那个锡兰女孩子，甚是活泼，胡适与江冬秀都很喜欢她，竟至于聊得很开心。
很明显，《秧歌》给胡适的印象比作者本人给他的印象要深刻得多。他的日记里根本无暇出现张爱玲的这次初访。
出于礼貌，胡适在11月10日回访了张爱玲。这次他竟有一个意外地发现，于是，有了下面的日记：
1955年11月10日
Called on Miss Eileen Chang \［拜访张爱玲女士\］。张爱玲，“author of”《秧歌》\［《秧歌》的作者\］。
始知她是丰润张幼樵的孙女。
张幼樵（佩纶）在光绪七年（1881）作书介绍先父（胡传，字铁花）去见吴愙斋（大）。此是先父后来事功的开始。
幼樵贬谪时，日记中曾记先父远道寄函并寄银二百两。幼樵似甚感动，故日记特书此事。（《涧于日记》有石印本）。
幼樵遗集中竟收此介绍一个老秀才的信——我曾见之——可见他在当时亦不是轻易写此信也。
《涧于全集》刻在一九二四，二十卷。
胡适想不出，作为晚辈的张爱玲来拜访他有何用意，她好像没有明确的目的，丝毫不擅社交辞令，甚至连这段完全可以将之与胡家列为世交的家庭背景，她压根儿就没想到要提起。她似乎并不需要一个漂泊中的倚靠。实际上，那时主要靠演讲、稿费和积蓄维持生计的胡适也无法给予对方什么实质性的帮助。
当张爱玲第二次来到胡适家，端坐在他的书房中，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时候，胡适的思维触角尝试性地探向这颗不可捉摸的心灵，他打算热心地由大陆谈起。
然而，张爱玲明显地对大陆的政治话题不感兴趣。她独自坐在那儿，本身就是那么的“平淡而近自然”。她并不随声附和，哪怕是一个晚辈出于对景仰者的礼节性的心境迎合也没有，这让胡适稍感尴尬。他猛然想起，她在信中似曾说过，国内对《秧歌》的批评都是由“反共”方面着眼，对于故事本身却并不怎样注意。
被“清算胡适幽灵”运动刺激着的胡适，似乎失去了“五四”时期品评文艺作品那种超然的眼光。他无奈地意识到这一点，自谦自己对《秧歌》的批评“是一个不曾做文艺创作的人的胡说”。
无论如何，胡适还是要尽最大的努力，关怀这个柔弱的女子。11月24日，感恩节到了，他怕张爱玲一个人寂寞，主动打电话邀请她出来吃中餐，哪知对方跟炎樱刚从一个美国女人家里吃饭回来，说是“一顿烤鸭子吃到天黑”。回来的路上，二人许是很高兴纽约的夜景像极了晶莹可爱的上海，在新寒之中说说笑笑，不曾想吹了风，刚回到家里，张爱玲就吐了。
胡适一听，知道张爱玲对美国的基督教文化还是不甚了了，美国人在感恩节是一定要吃火鸡的，怎会吃烤鸭这种中餐。既然如此，也就作罢。
饭局如果赴成，胡适大概会极力在自己的友人圈子中，引荐这位对于美国文化界还很陌生的大陆才女作家吧。但上帝安排了这段颇有意味的空白，使张爱玲对胡适始终保持仰望的视角，使胡适对张爱玲始终保持初见的陌生。
后来，胡适听说张爱玲住进了八十七街救世军办的职业女子宿舍，便前去探望。救世军是以军队形式组织管理的慈善公益组织，宣传基督教信仰。管事的老姑娘都称中尉、少校。里面收容了一些打算终老的胖太太、醉鬼流浪汉、病恹恹的老人，还有初来乍到只认识胡适的张爱玲。
胡适在张爱玲的引导下，走进黑洞洞的客厅，这是个足有学校礼堂那么大的客厅，因为没什么人而显得十分空旷。前方有个讲台，讲台上有架钢琴，台下空空落落放着些旧沙发。
胡适一路四面看着，竟然满口说好，很真诚的样子，不像是敷衍，因为毫无虚荣心的张爱玲并不需要客套话。
救世军标榜“以爱心代替枪炮的军队”，这非常契合胡适演讲中的博爱主题。抗日战争初期，他为不战日本而斡旋，倡导和平主义；做驻美大使期间，他宣扬“和比战难”、“苦撑待变”的外交理念，无不与此观念相关。为此，胡适根本没有注意到张爱玲住处那简陋的陈设和物质的寒酸，他止不住地连连叹好，直到起身告辞，仍沉浸在这种渺远的博爱氛围中。
大门开启，胡适在台阶上站了会儿。隆冬的纽约，天寒地冻，呼啸的北风，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强劲地吹过来。胡适望着街口显露出的灰蒙蒙的河面，忽然想起了少年时代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时，也是这么孤独地望着赫贞江，写下了白话尝试诗《蝴蝶》。他不由得看怔住了。那个时候尽管寂寞，但是与同窗好友互相切磋文学革命的热情是多么高涨啊，而今暮年已至，为之捍卫一生的某些东西，却是如此的脆弱，这灰蒙蒙的赫贞江多么像他此刻苍凉的心情，他并没有留意，这种苍凉恰是张爱玲小说中最常见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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