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梅隐杂文》中旧人旧事
作者：范 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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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极偶然的原因，我得到过一本二十年多前台北食货出版社出版的随笔集《梅隐杂文》，作者刘光炎（1903—1983），是一位资深老报人，自1928年上海复旦大学毕业不久，即投身新闻界，至1969年六十五岁时从台湾《新生报》退休，前后有四十余年。刘光炎先生所亲历的时代，是一段跌宕起伏、飘摇未定的岁月，也可以说是一个“乱局”，所以笔下的旧人旧事，以作者本人的话来讲，“作为茶余酒后谈助，对正史补充，未始没有裨益”。虽然一个人的经历是有限的，但倘若能具有一种独到的目光，就能从中体味到人生的繁复与简约。在这本内容庞杂（故称其杂文）的随笔集中，一些为我们熟知或并不熟知的历史人物，作者以其晚年澹定的笔触，已然勾勒出真实可信、甚至是鲜为人知的一面。相知甚深的姻亲陶希圣在评价这部书稿时，深感“文如其人”，“既不显疾言厉色之态，亦不发剑拔弩张之论”，有着日常生活中“一餐饭，两味小菜，三杯酒”的从容与自得，其令人咀嚼之处，往往就在其中了。
作者写人记事，多以史料细节说话，不先入为主，使我们对某些历史人物与事件有了新的认知。1939年5月3日、4日，重庆遭大轰炸，各报被迫停刊，纷纷向郊区疏散。蒋介石手令重庆各报组织“联合版”，《中央日报》、《大公报》、《时事新报》、《新华日报》、《扫荡报》、《国民公报》、《新蜀报》、《新民报》、《商务日报》、《西南日报》等十家报社参与，编辑部设在《时事新报》馆内。这时是国共合作时期，《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为主笔之一，总编辑章汉夫为国际版编辑，整个“联合版”编务则由刘光炎与王芸生负责。作者在《一叶知秋》一文中回忆：初与王芸生三天一回，轮流主持版面，“后来被炸怕了”，王芸生“就干脆躲在北碚的数帆楼（中国旅行招待所），不再来了，以后多半由我负责……”“联合版”办了一百期就没有办下去。之所以停刊，除政治上的异同外，“中国人之不易作大团体的合作”也是原因之一。“中央看见合不成，就只好把范围缩小，叫‘中央’与‘扫荡’两报纸合并，而结果仍是一败涂地。理由是‘中央’居主导地位，却不以诚待人，‘扫荡’不服，彼此不合作，所以最后仍然分开了。人家说‘报馆的人难弄！’又说：‘宁带兵，不带办报的人。’”从这件事可看出，即便在非常时期，舆论一律、违背新闻出版之规律，对当局来说，也成了一种教训。
在“联合版”生存百日中，作者对国民党元老叶楚伧的“为官之道”留有深刻印象：“因为出刊的关系，中宣部是需要与各报的主持人随时联络的。我到差的第一天，就碰到两位不速之客。我到会客室一看，赫然是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部长叶楚伧先生、副部长潘公展先生。我当时惊问：‘在如此大热天，叶先生何不叫人打一个电话通知而要冒暑亲临’。叶先生说：‘不然，我这个部长是党官，而‘联合版’则是民间的联合刊物，以党官的身分，是不便对民间刊物颐指气使的’。”作者又另举一例以记述叶楚伧“清若雏凤”的君子之风：抗战中期，中国文艺协会宣告成立，身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叶楚伧到会发言，正侃侃而谈时，中央大学一位教授忽然站起，制止他发言，其理由是：今天是文艺工作者的聚会，不欢迎大官的训话。此位教授何许人，文中未有交代，“叶先生经他当场‘开销’，一言不发，一鞠躬地下了台，安安静静坐在他原来的位置上。后来大家弄明白了：叶先生原来是这个会的发起人兼筹备人，他所报告的，是一个筹备人在筹备完成后所应该说的话，并不是‘训话’，于是挽人出来，请叶先生再继续讲下去。叶先生也就继续上台，完成他未曾讲完的话，丝毫没有一点愠气。这一点不是平常人所能做到的”。叶楚伧是一个复杂的政治人物，早年与他人合办《民国日报》，任总编辑，与于右任共同创办上海大学，后为“西山会议派”要角之一；在思想上趋于保守，遭到过胡适先生的严厉批评。不过，叶楚伧为官能不失其书生本色，在当时难能可贵。南社老友柳亚子曾有诗云：“唾手燕然他日事，知君原不为侯封”（《次韵答楚伧》），对其官宦生涯有一定的理解。叶氏嗜酒如命，在家太太不让喝，就把酒藏到办公室，秘书萧同兹、朱云光经常偷喝他的酒，每次也给他留一点，“他老人家也就没有二话说了”。叶楚伧病死于1946年，只活到六十岁，或许早已淡出人们及历史的视野。由于他的从政经历，后人对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则多有忽视，实为有点可惜。
相形之下，抗战前司法行政部部长王用宾却有点浑噩不清，甚至反复无常。此人平时对新闻记者十分拉拢，当时一个姓郑的记者跑司法新闻，与这位部长多有接触，因而被罗致麾下，“聘为兼任秘书，每天只要到部中走一下，就可享受兼薪，十分得意”。作者与姓郑的记者同在一家报社，某一天郑记者欣然走告，称王部长的太夫人过生日，自己以“举案齐眉”四字送一寿帐，并口沫四溅地描述这位太夫人如何善于教子，如何矢志守节三十年将一个孤儿培养成人，其招摇之态，让人十分反感。作者当时愕然，“……简直牛头不对马嘴，大惊问他这个寿帐送去未，他欣然道：‘我刚去看过，挂都挂起来了。’我只好缄默不言。果然大家看后，议论纷纷……”这位部长后来也感到此事荒诞不经，便认定这位郑记者是在有意讥讽，于是把他免了职。“郑记者糊里糊涂吃了一个闷亏，还不知道毛病出在哪里？真是可怜可笑”。这件小事的真实性毋庸置疑，虽然王用宾曾抨击过“民国司法事业之萎靡不振”，有过“宦情冷似炉中烬，鬓色繁于瓦上霜”之感叹，但在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因“命题作弊、录取不公”遭到过监察委员的弹劾，当时他是考试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某些高官在专权时代中的喜怒哀乐乃至“随心所欲”，一如史学家唐德刚指出的那样：“命运赋予他们的行动范围相当有限”了。
作者在书中写到“千秋二大老”，即林森和吴稚晖。林森任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主席，当时其寓所在重庆的一个山洞里，设施之差完全可以想象。有位立法委员，姓张名志韩，一日见林森步履“似感困难”，坚询由来，方知“隔夜蹲坑所致”。原来林森寓所没有抽水马桶，只有日式厕所，且无木架设备，年老体弱，勉力为之，“故隔宿犹感步履不便”，林森则从不抱怨。林森虽为国府主席，一向不主动过问人事，但仍有许多人不知这一点，因而不少“戚友干求”。没有办法，林森曾推介某某二人为某县县长，谁知竟在政院院会中遭到否决，林森对此一无表示，“默默而已”。吴稚晖也遇到过诸如此类的事情。吴氏一生最讨厌那些求官的人，“看到这种人来，就闭门不见，如果外守不去，他就打开大门些许，在门缝发言：‘吴某某不在！’”作者直呼吴氏实与明代大画家王冕的作风“颇为类似”，只不过王冕有其小童应门，吴氏则没有这个排场，“要他老人家自己劳神罢了”。这些说起来都是一些小事，却可见国民党中仍有一些清廉自许、高风亮节的人。
还有一位贺国光将军，到台湾后，曾任宪兵司令。有一日乘出租车归家，司机是一位台籍青年，年轻气盛，车子开得飞快。贺将军让他开慢点，他则置若罔闻。到家门口，贺将军再次提醒年轻人要小心开车，以免出意外。“这位司机，一言不发，就掴了贺氏一个耳光。这时，贺氏家中，正有许多来谒的后辈，都是青年将校。闻声一拥而出，争问何事？贺氏夷然说：‘没事’，就走进屋里”。后来，这位司机向人说起这位坐车的“土老头儿”，才知是当年的宪兵司令，越想越不是滋味，第二天买了几色糕点，前往贺府请罪。“贺氏亲自予以接见，收下了礼物，用手轻轻拍拍他的背，却始终一句责难的话都没有说”。作者深感贺将军有“忘我”风度，“好汉不提当年勇，若斤斤于自己从前如何如何，因而怪罪别人‘有眼不识泰山’，则未免太迂阔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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