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浮出水面
作者：景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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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十年代，波兰作家斯坦尼斯罗·雷蒙写了一部科幻小说：在遥远的星球上有一个国家，那里的居民们被迫像鱼一样生活在水下，嘴里吐出的泡沫就是他们之间唯一的谈话。官方的宣传说，水下的生活才是最美好的，偶尔浮出水面呼吸被看做是犯罪。结果，所有的居民都患上了风湿病，梦想着有一天能过上岸上的生活。多年后，另一位波兰诗人巴兰察克在文章中引用了这个故事，并把它作为东欧“萨米亚特”写作的一个隐喻。
“萨米亚特”（samizdat）这个词最初来自俄语，意思是未经官方许可的出版物，如今这已经成为一个流行的西文词语。历史上许多国家都曾实行过书报检查制度，这种制度显示了统治者对思想的垄断，要由权力来决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又是错误的。事实上，检查制度常常不是为了维护公众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统治者自身的权力。三百多年前，英国诗人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一文中就曾表示，上帝赋予了人类自由意志和选择善与恶的能力，如果用防止人民了解恶来让他们选择善，这样的选择是没有意义的，根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是最重要的自由，弥尔顿此文的副标题便是“论未经英格兰议会许可而出版的自由”。与弥尔顿一样，前苏联东欧知识分子也生活在一个充满冲突和变化的时代，其“萨米亚特”写作正是对弥尔顿出版自由主张的拥护。这些作者同样坚信，没有人能代表自己作出对善恶的判断，发表个人言论是人的天赋权利，包括未经许可而出版的自由。就像巴兰察克说的，一个生活在水下的人想浮出水面，是因为他的肺受不了，他想要呼吸。
有的研究者把苏联上世纪三十年代政治反对派的著作也归入“萨米亚特”，但更多研究者使用这个词，主要还是指五十年代以后出现的那些民间地下出版物，他们的言论已经突破了正统的意识形态框架。而这个意识形态的实质就是对权力的渴望和维护。权力者深知一切精神生活最终都会导向自由，将所有出版机构置于绝对控制之下，书报检查制度比任何时代都要更加严格。1965年，作家达尼埃尔和西尼亚夫斯基在西方出版了自己的著作，官方迅即对他们进行审判并处以重刑，此后，作为一种抗议，大量的手稿、打字稿冲破检查制度的封锁，开始广为传播，很快成为苏联社会一种充满活力的、非官方的文化现象。像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物理学家萨哈罗夫等人，都曾是“萨米亚特”的主要参与者。索尔仁尼琴并在1967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检查制度”。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东欧各国就不断发生反抗体制的事件，诸如“东德事件”、“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和“捷克事件”等。经过多年统治，斯大林体制越来越暴露出极权本质，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没有任何自由，甚至连思想也遭到严密禁锢，许多知识分子和民众从最初的乌托邦迷思中醒来，开始为自己争取自由，这些反抗最终都遭到武力镇压。新的统治层上台后，往往采取高压政策，许多异见作家、学者被送进监狱，或失去公职，作品遭到禁止。直到1976年8月21日，瑞典外交部长斯万·安德森提起八年前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还这样说道：“这是民主和自由的一次失败，同时它显示出极权社会的不人道。公民们要求更多地参与决策，要求选择的自由，而得到的回答竟然是全副武装的坦克和监狱，而且直到现在人民还被迫沉默。”然而，正是这种暴力镇压和言论钳制，戳穿了政权早期许诺的自由谎言，催生了“萨米亚特”的表达方式。
在一次访谈中，作家伊凡·克里玛曾回忆起捷克“萨米亚特”的产生。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一批遭禁的作家开始每月一次在他的寓所聚会，这些作家互相朗读自己的新作，并把作品手稿打出来装订成书，通过地下渠道广为流传。“不久，其他的人也仿效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不墨守成规的天主教徒，还有爵士音乐、流行音乐和民俗音乐的拥护者，以及拒绝由官方出版作品的年轻作家”。写作的范围也从文学扩大到政治、经济、哲学和文化。波兰“萨米亚特”则是始于七十年代中期，1976年，诞生了波兰第一份未经审查的文学刊物《记录》，波兰最著名的诗人兹比格涅夫·赫伯特担任编辑，并时常在上面发表自己的作品。此外，一些不能公开出版的著述也采用了地下出版的形式。匈牙利“萨米亚特”同样是始于这一时期，诗人米克罗斯·哈拉兹特早在1973年就通过这种方式出版了其著作《一个工人国家的工人》，并遭到逮捕和审讯，而八十年代初杂志《讲述者》的问世更是推动了“萨米亚特”的发展，这个杂志的主要编辑和撰稿人有哈拉兹特和哲学家杰诺斯·基什。东欧各国的“萨米亚特”作者还常常互相关注和支持，如在1977年，东欧各国知识分子就曾签名抗议捷克政府对“七七宪章”签署者的审讯，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很快也引起外界的广泛注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读者。克里玛后来解释道：“有一个东西使‘萨米亚特’跟捷克其他文化完全区别开来：它独立于市场和审查制度两者之外。”回归自由的思考与写作，这也是所有东欧国家“萨米亚特”作品的共同特征。
在一个审查制度的文化里，每个人都被迫过着一种谎言与真实的双重生活。即使有时能公开发表一点有价值的东西，但由于预先考虑到要面对审查，作者的表述仍然会被迫含糊不清，甚至夹杂着必须的谎言。巴兰察克曾写道：“三十年来，作家们想尽办法对付主题的限制，巧妙地躲避审查，却使得波兰小说中影射和掩饰的模糊之风盛行。为了设法让自己的观点从审查官的眼皮底下通过，作者的技巧损害了信息的完整性，甚至甚于审查官的红铅笔。”这样的损害常常导致作品主旨与作者意图相左。久而久之，作者甚至会不自觉地认为，发表的东西就是自己原初的思想。语言本身也受到了伤害，在那些公开的文字中，诸如自由、民主、人性等都变成了毫无实义的虚构概念，苏联学者雷达里赫曾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语词的“功能性虚构”。词语与真实之间脱离了关系，人们失去了称呼事物真名的可能。
这种情况下，人们渴望对现实有更直接的表述，渴望真实。“萨米亚特”的形式改善了写作者的心灵环境，使得作者能摆脱审查与自我审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也使得读者能够真正地理解其主旨，形成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内心交流，并最终表明压制人类思想和言论的任何企图都是无用的。正是在思想的表达和语词的还原方面，“萨米亚特”成为生活本身的捍卫者，促成了东欧各国人民的心理变化。
曾经生活在这个物质稀缺社会的人都清楚，这个社会最稀缺的物品实际上是真实。也就是说，这里没有什么客观现实，只有那些得到允许的现实才是能够存在的。正如捷克学者米兰·塞梅切卡所说：“政府和意识形态尽力强加于我一个我并不认同的现实，并且声称我的现实是歪曲的，错误的，虚假的，而唯独他们的才是客观的，是经由全部历史以及政府机构官员决议所核准的。”权力的声音就是真理的声音，它对任何问题都提供一个规定的答案，并把迫害的现实变成一种可以删除的信息，不是因为害怕它会引起公众的痛苦，而是因为它必须不存在。对此，“萨米亚特”作家形成了他们的文学观，那就是将揭示真相视为写作的崇高目的。波兰诗人赫伯特说：“说出真相是知识分子的基本义务，只有这样，社会的公正才会施予他们。”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甚至声称自己不再信任作家的幻想，并在自己的创作中采用了一种文献方法：“在经历这个世纪的历史给予我们的一切之后，显而易见，幻想以及浪漫主义已经失去了其全部意义。现代历史创造了这样真实的现实：今日的作家别无选择，只能赋予它艺术形态，在必需的时候‘创造’它：这就是说，用真实的资料作为原始材料，运用新的形式并通过想象来成就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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