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索尔仁尼琴的“市场效应”
作者：孙 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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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仁尼琴在八十九岁上去世了，他熬过了专制、癌病、苏联的崩塌、俄罗斯遭寡头洗劫……的种种清洗，包括市场的清洗。普京哀悼称，这对俄罗斯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作为精神象征，索翁又岂止是“俄罗斯的良心”，他是人类良知和品格的灯塔，标志着个人在价值追求上可以达到的何种高度。如果拿中国士人标榜的至高境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来评价的话，索翁真是担当得起。他的名言“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不就是咱们太史公的论断“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的直译吗？
但若论索翁的实际影响，无论对当今世界的现实变迁，还是对俄罗斯的发展进程，他的作用甚至在三十年前就已经式微。被勃列日涅夫逐出苏联，定居美国不久，1978年他在哈佛大学的著名讲演中，“不合时宜”地痛诋了西方文明过度追求物质主义的颓靡，使不少西方人士大失所望，拿粤语的套话，索翁是遭到了“雪藏”。在美国佛蒙特州喀文迪许镇的家里所摄的一张照片里，索翁仰望雪天，一副虔敬的感恩神情说：“自由的空气是多么甜美呵。”可是在甜美的氛围里，索翁再也未能写出伟大的作品，这类“吊诡”现象不止发生在索尔仁尼琴一个人身上。我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到美国留学，就对此感到好奇，并追寻它的答案。2005年有机会访问俄国，我也试着问了不少俄罗斯人。索翁于1994年返回母国，却和当局很不合拍，对俄罗斯发生的变化，尤其是经济市场化，似乎也一直是格格不入。俄国导游、一个通晓汉语的小伙子给出了这么一个解释：索翁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不认同我们的现代价值，俄国的年轻人才不会去理会老头的唠叨，他们有更多的事情在忙着呢。
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乃至于索尔仁尼琴所代表的“斯拉夫精神追求”已经与时脱节了呢，还是甜美的环境未必有利于原创性的价值创造呢，抑或是“索翁才尽”了呢？这显然是一个“大哉斯问”的课题，让我们把它留给能用心探索并且有能力回答的人去诠释。即便如此，我们来问一个更恰当一点的问题：市场机制在制造物质繁荣的同时，能不能催生出有原创性的大制作？在这方面，市场有没有它的“外部性”？
也许有人会说，这问得很是愚蠢，经济繁荣富足之后，创造精神及其成果难道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六十多年，物质生产的跃升可说是无人不称道，就总量言，可能超过了人类文明史前一万年的总和，但同一时段在精神制作上的成就如何？拿发达国家来说，它能和前面的六十年相比吗？和十九世纪的任何六十年相比又能有怎样的结论？再拿我国的状况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制造出的物品可能要比五千年来的都要丰富，但在精神价值的制作上，它是否也同样足以自傲或自慰？当国家大剧院开张后，在交口赞誉的“巨蛋”里上演的只是“红色娘子军”、“黄河协奏曲”之类，还未见开放后产生的伟大作品，你的感觉又是如何？
在评价一个时代是属于“平庸”还是“伟大”，最主要的指标之一是有多少文化价值深刻的巨作诞生其中，有多少有创造力的巨匠工作其间，如果没有跨时代和超越历史的人和作品，那个时代充其量只能属于“平庸”。不信，你可以随便翻阅一本通史或者“大事记”是怎样记载的。在此意义上，索翁所说的“人民的精神生活比疆土的广阔更重要，甚至比经济繁荣的程度更重要。民族的伟大在于其内部发展的高度，而不在其外在发展的高度”，这并不会如俄国的年轻人想的，已经过时了。
问题不在于事后的历史评价，而在于当下的体制和机制能不能够提供充分的激励，来孕育、催生蕴含于个人的内在的创造力，并能使它们得以展现。对此，我们所钟爱的市场机制，有没有尽到它的功能？
按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以价格为指标能够引导需求和供应达到市场均衡，于是乎物品的生产达到最佳规模，资源达到最佳的配置。这在精神文化的创作上是否同样管用？为了使理论模型能够说明现实现象，市场机制往往假定它所处的环境是充分竞争的，价格充分反映了价值，其实根本无需区分价格和价值。这样，我们被推到了一个两难境地：要么承认市场上卖得出去的作品，无论是书籍、碟片还是画册，就是有价值的，而且销售额（其实就是拷贝越多因为单价大体相同）越大，就是越有价值的好作品；不然就得承认市场不能够评判，至少不能准确测度作品的价值，即多多少少存在着“外部性”。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不同，为了证明劳动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它必须划分价格和价值。除了能计件、计时的“简单劳动”之外，剩余价值的理论似乎很难解释精神文化作品的定价问题。马克思所谓的“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决定的”，我直到今天都没搞明白，这“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是不是也在马克思的背后。（我在七十年代初曾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啃读《资本论》，当然是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时间之外。）对于“复杂劳动”的定价，剩余价值理论也存在它的“外部性”。
这个问题看来够复杂，在此只能点到为止，而且须用充满“铜臭”的语言，大家已经很熟悉的证券市场分析的语言来做一个简赅的提示。为了找到“长期绩优股”，值得长年投资或永续持有的那种，我们会钻研它的“内在价值”还没有受到大众过热吹捧的程度，在市场还没有将其反映到价格之前先行买进、卖出或卖空。有些“明眼人”，例如巴菲特就是靠这类“内在价值的发现”来获得自己的卓越业绩，靠长期钻大众贪婪和惊恐的空子来超额盈利的。更有许多专业人士，本身也属于贪婪和惊恐之人，则是靠大众的痴迷来分得自己的一杯羹。不管怎样，各种试图发掘“股市外部性”的方法被开发了出来，大可以沿用到创造性精神文化作品的“市场外部性”的分析中去。
我们建议先做一些实证的历史研究，比如，收集已被确定无误是巨作的收益数据。如果陶渊明的诗文、但丁的《神曲》在当年的版税数据已经比较难得，那么我们至少可以找一找曹雪芹从《红楼梦》的出版拿回了多少报酬？他是不是从“举家食粥”改善为“举家食肉”？能否凭着《红楼梦》在“作协”之类的组织里混到个副秘书长？我想，这个考据要比所谓“红学”的枝枝节节要有意思得多。起码，塞万提斯从他的《堂·吉诃德》、普希金和海涅从他们的诗集、卡夫卡从他的《城堡》……得到多少报酬，在西方都有记录和收集。不妨先以它们为样本，搞一下“回归分析”，来计算作品的伟大和作品的销售额的相关性。然后可以整理出一些时间序列的数据，来刻画一件巨作的“内在价值”到被“市场发现”相隔的时间，即“达到均衡前的时滞”有多长？相应的作品销售值的时间序列数据还能告诉我们，在“市场发现”过程中，伟大作品的“热销”和“长销”的关系又是如何？笔者相信，这类实证研究不会是无益的，它们对人们的“精神享受”有帮助。明白精神文化作品的“市场外部性”，加以积极的补正，将有助于把一个“平庸的时代”提升为“伟大”。
其实人们不需要卡夫卡、梵高等等的悲惨经历来告诉市场往往“失效”，在某种程度上，现代社会之所以“平庸”，是人们——同时包括作者和受众——自己的选择。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有创造力的个人，所谓“天才的种子”在时间上不是等概率分布的。那么这些种子为什么不能在物质优渥的环境下萌发出来？事实上，现代社会的创作条件要优越得多，信息的丰富、工具的充沛、出版表达的便利、起码报酬的易得、作者的健康和寿命，等等，要比以前好得不可以道里计。曹雪芹为了完成他的巨作，要“十曝寒暑，数易其稿”，且不说作者短暂的生命，衣食难以为继，就说用长颖小楷抄写数百万字，成本和风险已是够大的了，而我们仗着微软的文字处理软件，即便改个二三十遍又有何难事？所以说，伟大作品的生产条件绝不是困难，和索尔仁尼琴的时代困境不可同日而语。那它们难产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呢？以笔者愚见，是在读者（即受众）方面，作家觉得自己必须迎合受众，否则不能取得成功，这种误解正是市场强有力的扭曲的结果。
现代人的“精神享受”有了很大的改变。首先，精神层面的享受和吃一顿顶级鲍鱼不同，要能充分消化伟大的作品，吸收其养分，需要相当长的学习和修炼；其次，精神层面的享受需要时间来吸收，不是买得起即吃就能即时享用的，现代人要能享受精神，时间成本恐怕就花不起；第三，精神层面的享受常常不是简单的欢愉，要经过一番洗练才能体验，这和躺在榻上被人按摩就能松弛舒展完全不同。于是，“文化快餐”大行其道。市场有鉴于此，便在操作上推波助澜，把文化精神生产蜕变而为“娱乐生产”。从商业盈利的角度，这自然是最佳不过的组合：快餐易于制作、拷贝和规模销售，购买者众多，投资回报效益自然就高。在商业成功的压力之下，作者倾向于接受市场对成功的定义，去迎合受众的快餐要求。于是，放弃内在的创作冲动，放弃呕心沥血的努力，有如自由落体下坠般的容易。
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曾有一句非常恳切的话，他说：“一个作家打一开始就要决定，自己是要成为一个好作家呢还是坏作家。”在大众和市场的合力下，作家很容易被诱劝，去选择做一个坏作家。身处物质丰裕的社会，在温饱之后，坚持不媚俗，执著追求自己内心的使命感而不迎合市场，那么有创作潜力的人，无论在文学、音乐、美术，各个的艺术领域，都有可能成为好作者。不过我们深知，这确实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否则的话，全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所面临的伟大文化制作匮乏的困局就难以解释了。
为了对理解这种市场带来的困局有所帮助，这里且举一个形象的例子。电影《阿玛丢斯》里，莫扎特受萨利埃利的委托，并拿了定金，却迟迟不能履约交出作品。即使在穷愁潦倒中，受着客户的威逼，他还是不肯敷衍了事，以低俗的作品搪塞。这在旷世天才本是一件容易之极的事情。最后，莫扎特在濒临死亡前获得灵感，创作出最伟大的音乐作品之一《安魂曲》，他“作为一个好作曲家”的内在使命感得到了最终的升华。
做一个好作者，永远是莫扎特、梵高、卡夫卡、索尔仁尼琴和马尔克斯们的个人选择，而人类将永远以他们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