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传统的命运

作者:阎 静

字体: 【


  一、传统的命运:延续与失落
  
  中国史学有许多优良传统,如官修史书和私家撰史的传统,讲求历史编纂体裁、体例和史文表述的传统,重视史家修养的传统,强调史学求真和经世的传统,关注史学批评和理论探讨的传统等等。这些优良传统在两千多年的史学进程中不断丰富、发展和延续,对今天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撰述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然而,我们若是细察起来,在中国史学上,却也有一些优良传统遭致失落的命运。如“正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中的各类序文在唐初以后不复存在,便是突出一例。
  《汉书·艺文志》(以下称《汉志》)各门类的序文和《隋书·经籍志》(以下称《隋志》)的四部大序及各类小序,本是学术史与学术思想史的重要资料,而自《新唐书·艺文志》(以下称《新唐志》)以下,编撰者们只撰有本志总序,而于经、史、子、集各部则只分门别类著录书名、卷帙及作者姓名而已,大序、小序的传统便都中断了,或者说都失落了,这对于了解一个时期的学术史与学术思想史极为不便。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宗旨来看,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二、二志序文的价值
  
  《汉志》、《隋志》序文的价值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我们不妨作一些具体的分析。
  《汉志》是学术史的专篇,它将先秦至西汉末的文献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略,每“略”之下分若干“家”。全篇结构清晰、层次分明:起首有总序,概括了汉代收集和整理图书的原因及其情况;其后于每一略、每一家书目之后,都撰有序文,说明其学说的流别原委、是非得失等。可以说,这些序文提纲挈领,明其源流,有助于读者从总体上了解先秦至西汉的学术史。比如,“诸子略”将先秦至西汉的主要思想流派划分为儒、道、法等十家,在每一家的序文中,略述各家的起源、性质、优劣等;而在此略的大序中,总结了这十家的学术渊源、思想特点等。这就清晰地描述了这一期间的思想史。
  需要注意的是,在《汉志》中,史书尚未成为独立的一个类别,而是附在六艺略的“春秋”家之后,所著录的史书主要有:《国语》、《新国语》、《世本》、《战国策》、《奏事》、《楚汉春秋》、《太史公》(即《史记》)、《太古以来年纪》、《汉著记》、《汉大年纪》等。“春秋”家的序文主要介绍了“春秋”诸家的起源与发展,开篇写道:“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汉书·艺文志》)通过这一序文,我们可以了解中国古代史学最初的发展情况,即古代的史官制度和“君举必书”的史学传统;同时,通过史书的著录形式,亦可以得知汉代经、史尚未分离以及史附属于经的情况。
  《汉志》序文开创的传统,《隋志》全面地继承并作了重要发展。《隋志》起首有总序,总结唐以前的学术概况;之后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著录唐初以前的文化典籍,并于每部之下分若干类,且每一部有大序,每一类有小序。其大序和小序均从学术史的角度,扼要阐述各部类的学术源流、发展轮廓及其演变过程等,对于了解学术文化的传承、发展描述出清晰的脉络。
  与《汉志》不同的是,在《隋志》中,史书已成为独立的门类,它居经、史、子、集四部第二位,下分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等十三类。而其史部大序、诸类小序的论说,极便于后人了解唐以前中国古代史书和史学的发展。
  例如,其史部大序写道:
  
  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内掌八柄,以诏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范围神化,昭明令德,穷圣人之至赜,详一代之亹亹。自史官废绝久矣,汉氏颇循其旧,班、马因之。魏、晋已来,其道逾替。南、董之位,以禄贵游,政、骏之司,罕因才授。故梁世谚曰:“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于是尸素之俦,盱衡延阁之上,立言之士,挥翰蓬茨之下。一代之记,至数十家,传说不同,闻见舛驳,理失中庸,辞乖体要。致令允恭之德,有阙于典坟,忠肃之才,不传于简策。斯所以为蔽也。班固以《史记》附《春秋》,今开其事类,凡十三种,别为史部。
  
  这篇序文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提出了史家在学识上所应具备的素养,即“博闻强识,疏通知远”,后亦形成中国史学家为之不断追求的一个优良传统。第二,由史家素养出发,回顾了两汉、魏、晋以来史官的变化及史学的发展,勾勒出唐以前的史学发展梗概。第三,说明了《隋志》不同于《汉志》而以史书独立出来自为一部及其所分种类。这一段话,在史学思想上和史部目录学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再如,史部“正史”类小序,在考源流、叙发展、论趋向上极为精要、典型,文长不全引,引述要点于后:
  
  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纪言行,后世多务,其道弥繁。……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三国志》及范晔《后汉》,虽有音注,既近世之作,并读之可知。梁时,明《汉书》有刘显、韦稜,陈时有姚察,隋代有包恺、萧该,并为名家。《史记》传者甚微。今依其世代,聚而编之,以备正史。
  
  从中我们也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第一,认识到正史的源与流,即源于国史而“其道弥繁”。第二,认识到《史记》、《汉书》、《三国志》等正史的形成情况及其编纂特点。第三,认识到此时皇朝史撰述的盛况以及《史记》、《汉书》在后代的发展面貌及演变倾向,即梁、陈、隋时“《汉书》学”成为显学,而《史记》“传者甚微”,反映了这一时期通史和皇朝史之不同的命运。
  正史以外,对于史部中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等其余十二类,《隋志》于其小序中皆有纵向考察源流、横向分析特点的论述。如读“霸史”类小序,所谓“自晋永嘉之乱,皇纲失驭,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窃号,然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云云,后人据此不仅可以想见当时民族纷争与融合的复杂历史局面,而且也据此可知唐代史家的进步的民族观。又如读“谱系”类小序,可知魏晋南北朝时,门阀势力之大与谱书、谱学之盛,实为当时突出的时代特点之一,等等。这些小序和史部大序结合起来,当是分类考察了唐以前史学的发展面貌。诚如白寿彝先生所说:“把(《隋志》—引者)十三篇叙录同史部总叙合起来看,可以说是一部按史书类别写出来的史学简史,上起上古,下至隋末。”〔1〕这个评价极其中肯地指出了大序、小序存在的重要性及其价值所在。
  《汉志》、《隋志》以后,此后的史家虽竞相仿效,在正史中设立“艺文”或“经籍”志目,撰有《旧唐书·经籍志》(以下称《旧唐志》)、《新唐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对于人们了解学术发展情况十分重要。可惜的是,这些志目在继承这一传统的同时,却中断了大序、小序的撰述。在这些志目中,大多仅撰有总序,且写得十分笼统,远不能包含大序、小序的作用。于是,经、史、子、集各部,仅著录书目而已,既无纵向的学术源流的考察,亦无横向的学说特点的分析,这对于人们读史尤其是学术史极为不便。
  举例来说,《新唐志》是继《汉志》和《隋志》后一部优秀的目录学著作,它增补了《旧唐志》缺漏的书目,订正《旧唐志》著录中的讹误,并详于有唐一代的著述,反映了唐代学术文化之盛。然它和《旧唐志》一样,只有简略的总序,没有各部各类的大、小序,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颇为不便。退一步讲,前史既已著录历代书目并设大、小序加以说明,今再设之难免有陈陈相因之弊,但在详于一代著述的情况下,如《新唐志》,确有必要撰写序文略述有唐一代各类文献的学术发展脉络。果如此,则《新唐志》的面貌必将大为改观。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