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作为艺术、传说和历史的庵上石坊

作者：韩　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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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女性竖立贞节牌坊，似乎是中国独有的一种文化现象。翻开一部部尘封的明清地方县志，就会发现，在一县之中，朝廷旌表当地节烈妇女，通常会被记载在卷首的总记上。而受到表彰的女方所在的家族，也因之获得了无上的荣耀，在乡间显赫一时。“一座贞节牌坊不是一位妇女的传记，也不是她个人的纪念碑，而是炫耀家族势力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真正的主人——这位被旌表的女性的个人史往往湮没无存。而表演者，和牌坊本身几乎毫无瓜葛。
　　庵上坊位于山东省安丘市的庵上镇，立于“清道光九年（1829），高九点一三米，宽九点二五米，为四柱三楼式，除铁梁外，全为石灰岩雕砌而成，共用石材一百七十多块”。据载此坊为当地富豪马若拙所立，为追褒守节寡居十一年的长嫂王氏。与庵上坊字牌上皇帝的“圣旨”以及“节动天褒”、“贞顺芳留”之类的陈词滥调相比，牌坊高超的石刻艺术更值得称道。据《庵上坊》言，其中高浮雕和透雕的云纹和巨蟒，需要经过起谱、扎谱、拍谱、过谱、穿谱、打糙、见细和局部掏空挖透等八道细密工序，小到钢针，大到斧、凿、锤，都是必不可少的雕刻工具。这些石头质地坚硬生脆，而巨蟒透雕“镂空曲折，玲珑剔透”，“上下腾跃，势如翻江倒海”，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作者感叹，“只有雕得出石算盘和石鸟笼的工匠才能担当修建牌坊的重任”。除此之外还有上下前后各式各样的动物、植物和人像，层次分明、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其中“莲瓣薄如纸，菊瓣细过线，猴子真的像长满了轻软的绒毛，老象和小象皮肤的粗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看来当地人流传的“天下无二坊，除了兖州是庵上”的说法，虽不无溢美，但也并非空穴来风。
　　和民谚一起流传的，是有关石牌坊的故事和传说。这些传说虽然简略粗糙，但也足以大致了解修建庵上坊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牌坊上字牌两边短短的“旌表儒童马若愚妻王氏节孝坊”几个字，道出了主人的身份。
　　看来王氏不过是中国历史上千万“节孝”女子中的一员，她们是一类人，带着一样的脸谱，这类人的历史既简单又复杂，简单中包含无数的人间悲喜，重建王氏个人历史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其实若和旧时代千万遭遇相同、命运相仿的女子相比，王氏算是非常的“幸运”。要赢得一座牌坊，不但需层层上报直达天庭，得以批准后，兴建还要耗费大量的银钱，若非豪族之家绝对无法承担。当时申报之滥成为风气，“节妇”多如牛毛，简直无以复加。据《元史》载，（贤良事迹）“着于实录及郡县者不下万余人，虽间有以文显，要之节烈为多”，而《清史稿》又载，奏请旌表者“岁会而上，都数千人”。人数如此之多，朝廷当然只能酌情选择最“节烈”的给予旌表。按《庵上坊》引用的明清江南的地方志所录的数据，清代时江苏吴县境内的贞节牌坊达九十七座，浙江镇海有四十座，情形之一斑由此可见。更耐人寻味的是，当时还有一种特殊的旌表。比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安丘城东门里就竖立了一座旌表四百余名“贫苦节烈”的牌坊，表彰那些因家贫无力建坊的“烈女”。而光绪年间的安徽歙县的一座牌坊，竟然一并旌表了“徽州府属贞节烈女六万五千零七十八名口”。
　　（郑岩、汪悦进：《庵上坊——口述、文字和图像》，三联书店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