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状元春秋
作者：张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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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光绪三十年（1904），清帝国正处在风雨飘摇、日薄西山之时。为了庆贺自己的七十大寿，慈禧太后置社会要求改革科举制度的呼声于不顾，安排了会试，并亲点刘春霖为状元。不久，在袁世凯、张之洞等高官的强烈敦促下，清廷下谕，从次年即1905年起，全国废止科举考试。至此，历经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取士制度寿终正寝。刘春霖也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
与数以万计的进士和难以数计的秀才、举人相比，八百多名状元的确是一个不大的数字。然而，作为科举取士中处于金字塔尖位置的状元，无论高居榜首时的无上荣耀，还是他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巨大影响，都是一笔不可低估的文化遗产，一个无法用简单的数字来描述的高贵群体。
令人尴尬的是，科举考试的发轫者，竟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隋炀帝。隋朝开国皇帝杨坚，本是北周勋臣。面对四百年的战争分裂局面和年幼的周静帝，杨坚当仁不让地担起了统一国家的重任，逼迫周静帝“禅让”帝位，建立了隋朝，并统一了南北。而那些出身豪门的北周遗老们，站在儒家道统的立场上，对杨坚称帝说三道四，甚至还有人公开不服气。为了煞掉那帮贵族士大夫的威风，杨坚对魏晋以来官位世袭的九品中正制进行了改革，不问门第不分贵贱，向社会各阶层选官，试图将传统的贵族势力排挤出政府机构。令杨坚没有想到的是，对皇权政治构成致命威胁的不是贵族，而是他的亲生儿子杨广。杨广革了亲爹的命，但对亲爹留下的选官办法却特别欣赏。正式登基后，杨广将这一选官措施制度化，首创了明经、进士二科，考试内容为经义或时务，科举取士制度正式形成。由此，士族垄断仕途的局面被打破，一般地主子弟甚至寒门子弟，都有可能通过科考进入仕途，“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这种情况的形象写照。
隋炀帝没来得及选拔出一个状元来，就死于部下之手。直到唐高祖武德五年即622年，历史上第一个状元产生了，这就是孙伏伽。孙伏伽是隋朝进士，炀帝时任大理寺史，地位很低。唐武德初年，他上书唐高祖，提出广开言路、废除百戏散乐、请为皇太子及诸王慎选僚友。高祖十分高兴，将其提拔为治书侍御史，还赐帛三百匹。后来，孙伏伽因上疏被免职，他以免官之身参加科举。中状元后，官授刑部郎中，仍多次上谏，几上几下，其为人颇有魏征之风。贞观十四年（641年），官拜大理卿，成为朝廷重臣。
作为一种选官制度，科举取士在中国封建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的发展历史，同样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过程。隋唐两代是其形成期。以炀帝创制进士科为标志，科举制度正式产生。唐代常设的考试科目有十二种，但以明经和进士二科为主。宋代重文轻武，常人认为能考取进士才有真才实学，因此宋代的科举尤以进士科最受重视。官员的增补主要得之于进士科，凡考取进士的立即授予官职。连皇帝挑选驸马，权臣物色女婿，也优先从中考虑。到了元代，科举取士经过了两兴两废，但最终还是采用这个选官办法。蒙古人崇尚武力，科举虽然能笼络汉人，却没有真正受到重视，科举制度出现衰落。明代是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无论是帝王的重视程度，还是考试的规模、形式内容的确定、监考的严格、录取后的使用，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清代帝王入关后，为了有效地控制数额庞大的汉人，实现稳定的统治，科举不分满汉，平等录用人才。但是，由于考试的内容狭窄、八股文的形式死板，与选拔人才的主旨相距太远，这种选官制度最终被时代所淘汰。
与科举兴衰相对应，历代的状元受重视程度也不尽相同。
唐代、宋代初期和元代，状元并不一定受朝廷重用。唐代状元及第后，一般只授予九品官职。柳公权是书法大家，且胸怀大志，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中状元后，朝廷只授予秘书省校书郎和中书舍人兼书诏学士等抄抄写写的官职，历经宪宗至懿宗七朝，主要承担皇家的文字书写，政治抱负难于施展。著名才子王维，一生中担任的最高职务是尚书右丞，属正四品官员。唐代有姓名可考的状元一百五十五人，位居宰辅之职的仅十一人。北宋初年状元王嗣宗，初授只是一个下州的司寇参军，属州县官中最低者，在官场上很不得志。元朝开科取士十六次，取左右榜状元三十二人，除张起岩当过正三品礼部尚书外，大多未担任要职。
从宋太宗赵光义开始，状元的地位日益提高。不仅初授官职从优，而且升迁也较快，十几年后擢至宰相的相当普遍。北宋状元蔡齐及第后，真宗见其“堂堂伟岸、进退有法”，十分高兴，特诏命派金吾卫士七人清道。两宋有状元一百一十八名，他们中除有民族英雄文天祥、爱国作家张孝祥、爱国学者陈亮外，还有堪称朝中栋梁的吕蒙正、蔡齐、王曾、吴潜、王十朋，以及政绩卓著、清廉正直的张贯、贾黯等，可谓群星璀璨、名臣辈出。一百一十八人中，在正史中个人有传的达五十五人。明英宗时规定，非进士不能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中状元者直接授翰林院修撰。明代共计有内阁成员约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出身的占十分之九。清代的状元都是由皇帝钦定，并且新状元照例授从六品翰林修撰，又因是皇帝近臣，升迁至宰相、尚书的不在少数。
二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千百年来，人们把大魁天下、高中榜首作为人生最大的喜事。唐代新进士及第后，官方即安排名目繁多的庆贺活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长安城东南曲江岸边的杏花园内举行的曲江赐宴，又称杏花宴。孟郊中进士后，吟诗曰：“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曲江宴后，还要在大雁塔上题名留念。这种习俗一直到清代还在沿袭，琼林赐宴、碑石题名，还要举行盛大的胪唱传名仪式。
从唐宋开始，皇帝及权臣把争抢进士和状元做女婿，当作家庭大事。虽然真正的状元驸马，历史上只有唐武宗时郑颢一人，但诸多文艺作品，却将“中状元、选驸马”大肆渲染，至今许多民间戏剧仍常演不衰。王安石有诗：“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就是这种现象的写照。
状元不仅享用了许多美誉，更重要的是，及第不久即可平步青云，成为朝廷重臣。所以“每殿廷传胪第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虽至尊亦注视焉。自崇政殿出东华门，传呼甚宠，观者拥塞通衢，人肩摩不可过，锦鞯绣毂，角逐争先，至有登屋下瞰者”。北宋文学家尹洙赞叹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矣！”
然而，荣登榜首成为状元的，毕竟是极少数。一个泱泱大国，一千三百余年仅得状元七百余人，平均两年才出一名状元，可谓凤毛麟角，来之不易。
的确，在万人争过独木桥的科举考试中，有着多少学子的辛酸痛楚，有着多少儒生梦断科场的遗憾？
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虽然试帖诗写得好，并先于玄宗天宝十年考取了进士，但他在科场上并非一帆风顺，也曾多次落第过。他的《长安落第》一诗，真切地表现了失意举子的心情：“花繁柳暗九门深，对饮悲歌泪满襟。数日莺花皆落羽，一回春至一伤心。”
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宋神宗时，苏轼对一个名叫李鹿的考生很赏识。李鹿应省试，刚好苏轼任主考官，评卷时，苏轼把一份卷子误认为是李鹿所作，很高兴地在卷面上手批数十字，并对参加评卷的黄庭坚说：“是必吾李鹿也。”但拆封后发现考生是章持，李鹿反而落选了。李鹿的母亲已七十多岁，听说后大哭：“吾儿遇苏学士知举不及第，它日尚奚望？”于是闭门自缢而死，李鹿果然终生不及第。
唐诗人常建在《落第长安》一诗中叹道：“家园好在尚留秦，耻作明时失路人。恐逢故里莺花笑，且向长安度一春。”家乡是那么美好，但我因为落第而滞留长安。时代如此圣明，而我进士未考上，成了可耻的失路之人。如果回去，恐怕连花鸟都会嘲笑我，只好在京城留住一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