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毛泽东紫金山头论古今

作者：李　元　陈　曦　李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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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李元，中国天文科普创始人。1925年生于太原，1948年考入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从事天文观测和天文科普工作。1949年被选为中国天文学会理事、《大众天文》月刊总编辑、大众天文社总干事。他首先提议并与其他天文科普界的学者共同建议并成立了北京天文馆。1987年李元被授予中国唯一的“天文馆事业的先驱者”称号。1982年李元调至中国科普研究所工作，主要进行我国科普事业的调查研究，并积极推广科普美术，特别是太空美术的介绍宣传，他主张科普要和美术结合才更有实效，更有魅力。绘制和编译星图，介绍星座知识是李元的重要工作领域。他曾发起和组织大众天文社等天文爱好者社团，主编天文科普杂志。1998年由日本科普家发现的国际编号6741号小行星，由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批准，命名为“李元星”。本文是“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之《李元访谈录》中第六章“领袖谈天：我的亲身经历”的一节。“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近期将由湖南教育出版社推出。
　　
　　问：您在紫金山天文台工作时，曾给毛主席讲过天文；在北京天文馆时，陪周总理一同观测星空，听说您还同其他老一辈国家领导人见过面，我们对这些会见特别好奇，您能讲一讲这些故事吗？
　　答：我是在1953年2月23日下午见到毛主席的，那天毛主席是到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视察参观。我记得那天是阴天，春节刚过不久，天还比较冷，而且山上的温度比山下更低一些。当天上午大概十点多钟，中国科学院南京办事处给孙克定副台长打了一个电话，说下午有重要领导来台里参观，台里一定要打扫干净做好接待准备。中午时，中科院南京办事处就派车给台里送来好多鲜花、水果、糕点之类的东西，摆放在了贵宾室。紫金山天文台以前还没有经历过这么隆重的接待安排，所以大家都很好奇。当时台长张钰哲已去苏联学术交流，不在台里，由孙克定副台长主持事务，我当时担任天文台学术秘书。孙副台长立即召集全台人员在图书馆开会，告诉大家下午将有一个重要接待，由他和我一起负责接待事宜，叮嘱其余职工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不要随便走动，要遵守纪律，不要随便外出。听了孙台长的话，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了，大家心里都起了疑问：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隆重的接待，要来的贵宾会是谁呢？
　　下午大概两点左右，我们接到通知说贵宾马上要来了，要我们做好准备。我赶紧从办公室往外走，刚走到外面看到有一辆吉普车开过来，从车上下来的竟然是毛主席！我简直吓了一跳，心里别提多激动了，激动得更有些发懵了，一瞬间感觉紧张极了，连毛主席穿的什么衣服都没看清，我告诉自己得赶紧镇定情绪。
　　陪同毛主席的还有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和南京市市长柯庆施，他们向我们走过来了。陈毅同志向前走了一步，对毛主席介绍说：“这一位是孙克定同志，他以前在老区就搞自然科学工作，现在担任天文台的副台长。”陈毅曾担任第三野战军负责人、新四军负责人，现任上海市市长，孙克定曾经是他的部下，和他比较熟，所以陈毅首先就把孙克定介绍给毛主席认识。毛主席用右手指在手心里写了一个“孙”字，问孙副台长是这个字吗？孙克定点头说是。毛主席又问：“是哪一位科学家担任台长？”孙克定说：“是张钰哲，他现在去了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的准备工作。”主席接着问：“他是在哪里学天文学的？”孙克定说：“是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天文学，获得博士学位。他还发现了一颗小行星，是中国天文学家发现的第一颗小行星，按照国际天文学界的惯例，由发现者定名，因此张钰哲就把这颗星起名为‘中华’。”之后，孙克定副台长就把我介绍给毛主席，他说：“这是李元同志，是台务秘书，今天下午就由他来介绍讲解台里的情况。”孙克定还介绍我和毛主席握手，我心情激动极了，急忙上前一步，同毛主席和陈毅同志都握了手。毛主席问我说：“你的名字是哪个元字？”我回答道：“木字边一个元。”因为这个杬字一般字典上查不到，特别是常被人误写成“杭”或“抗”，因此在“文革”后我改用今名即李元。
　　我们先请毛主席到休息室休息一下，毛主席坐下后，看到房间里放着鲜花、水果、点心等东西，就说：“我今天是来看看的，不是来吃这些东西休息的，我们先去哪里看？”我说：“现在我们使用的是一架二十厘米的望远镜，请主席先去看看。”
　　出了房间，我们向左边的路上走，那里是天文台小台，装有二十厘米的天文望远镜。从贵宾室到小台距离不到一百米，领导们边走边聊，聊的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离领导的距离比较远。我只是讲解人员，不能和主席站得太近，只能在讲解时待在主席身边。
　　我们进入天文观测室，要开始观测。陈毅同志站在我旁边，我向毛主席和陈毅同志介绍说：“这是天文台观测室，是半球形的，在观测时要先把天窗打开。”那时天窗不是电动的，需要人工打开，我一拉绳索盘，天窗就打开了。主席笑着说：“这是打开天窗说亮话喽！”大家都笑了起来，我也感到轻松了一些。还有一个手柄，我一转动手柄，观测室的圆顶就打开了，发出隆隆的响声。陈毅同志幽默地说：“天旋地转喽！”孙副台长站在主席旁边，主席问孙克定副台长：“这架望远镜多大倍数？”孙副台长说：“天文望远镜是论镜头的直径，不像一般望远镜论倍数。”我接着说：“比如这架望远镜前面的这个镜头叫做物镜，直径是二十厘米，光线通过镜头折射到人的眼睛里，我们就是用后边这个叫目镜的小镜子来观测星球，所以叫做折射望远镜。”主席问：“这架望远镜能放大多少倍？”我说：“天文望远镜的放大倍数是可以变化的，用不同的目镜，可以有不同的倍数，这架望远镜有好几个目镜，可以把星像放大几十倍到几百倍。但是因为空气在抖动，所以倍数越大星像就越抖动，反而看不好，所以看不同的星球要选择不同的倍数。”陈毅说：“我们军用的双筒望远镜最大的只能放大十五到二十倍。”我还告诉主席，望远镜镜头越大，能收集的光越多，能看得越清楚，所以望远镜的直径大小非常重要；望远镜对准星星之后，转仪轴的转动带动望远镜转动，因为地球在自西向东转，所以我们得随时调整望远镜自东向西放。我说，这架望远镜可以观察星星和月亮，白天可以观测太阳，把太阳的像投射在目镜后面木板的白纸上，就能看了。天文台的工作人员每天都要观测太阳黑子，因为太阳黑子的出现和地球上许多物理现象都有关系。“主席您想看什么？”我问。主席说：“那就请你给我们看看太阳黑子吧。”这时我突然想到，今天是阴天，什么天象都看不到啊，见到主席后我太紧张了，竟然把这个给忘记了，居然还问主席要看什么天象。我赶紧给主席说：“主席，今天是阴天，没办法看太阳黑子，很对不起。”毛主席风趣地用湖南话说：“我今天来看太阳黑子，老天和我作对！”大家都笑起来了。我说：“虽然看不到太阳黑子，但是我们可以到楼下去看看天文照片。”于是我们就来到观测室楼下放照片的房间。
　　这个观测室布置了二十张天文照片，对天体都配有扼要的文字说明。我先介绍主席看了一张九大行星和太阳大小比较的图片，做了概要性的讲解。随后，我又指着一张日全食的照片说，它是1941年9月21日我国天文学家冒着日本飞机的轰炸从昆明到甘肃临洮拍摄的，这是我国境内拍摄的第一张日全食照片。主席说，这张照片使他回忆起那次日食，陈毅同志和孙克定同志也说记得那次日食，因为它发生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主席问照片是谁拍摄的，我说是张钰哲台长。主席点头说：“很好，很好。”随后，我又介绍了一张哈雷彗星的照片，大家对这张照片议论了很久。我说：“我国在历史上也对哈雷彗星有很多记录，但是哈雷是用数学方法计算出了哈雷彗星的精确轨道。”我给主席介绍说：“这张照片是在1910辛亥革命前一年拍的，是在它回归地球时拍摄的。哈雷彗星每七十六年回归一次，下一次将在1986年出现。彗星的尾部总是背着太阳的，它的尾巴是太阳光的压力所造成的，有的彗尾足有几百万公里长。彗星看起来大，其实没什么东西，物质密度很小。”听到这儿，毛主席说了一句非常中肯的科普语言，他说：“彗星是吹牛皮，空虚的很呢！”我觉得这话说得真好，说得比我们艺术多了。我接着说：“彗星的质量是很小的，所以1910年5月，哈雷彗星的尾巴虽然扫过地球，但是地球平安无事。”主席说：“幸亏它质量小，要不然这个扫帚星早就把我们的地球不知道扫到哪里去了。”随后，我们又来到牛郎织女星的照片前，我介绍说，牛郎星离地球十六光年，织女星离地球二十七光年，两星之间的距离是十六光年，一光年就是光走一年的距离，大约是十万亿千米，两个星别说七月初七见面了，就算是打个电报都得三十二年才能收到呢，大家都被我的话逗笑了。我又向主席介绍银河系的构造，我说：“银河系的直径大概有十万光年，它自己转一圈都要二万万年，太阳只是银河系中普通的一个小点。”毛主席说：“真是天文数字！”之后，我又讲解了天文学领域内很有名的一张照片，是仙女座大星云，我说：“这个星云很有名，离我们有八十万光年，这是银河系外面的银河系，而这样的星系还有很多很多。”毛主席说：“这和我们关系不大。”我一听，心想：“危险，这个不能说下去了，因为毛主席都说这个和我们关系不大了。那我不能再说下去了。”其实，毛主席说这句话只是在和我们开玩笑而已，他还问我是否知道不久前英国海登关于太阳系起源的又一种新学说，我不禁暗自佩服主席学识渊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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