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雷霆雨露皆春风

作者:刘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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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与李元度的关系向来是学者们关注的兴趣点之一,过去很多人对此缺乏客观的认识,都以为曾国藩三参李元度对李不公,因此多罪曾而同情李。而对曾国藩的所作所为背后的深意却缺乏历史的分析。其实,只要认真分析二人的关系渊源,不难探究其中的奥秘。
  
  相交于患难之中
  
  1853年1月,刚刚奉命赶赴长沙出任帮办湖南团练大臣的曾国藩,有一天收到一封信。曾国藩打开一看,只见洋洋洒洒数千言,多涉兵略战守机宜,对于从未领过兵打过仗的曾国藩来说,这真是一篇好文章。欣喜之余,他才留心去看写这书信的作者,只见上面署的是“罗江布衣”。显然这是一个假名。
  出于对这个罗江布衣的才识的赏识,曾国藩决定要找到这个人。通过一番细细打探,曾国藩终于得知这个罗江布衣原是湖南平江人李元度。
  李元度(1821—1887),字次青,四父丧父,家境贫寒,十八岁中秀才,二十三岁中举人,其才学早为时人所称颂。
  1854年1月,湖北田家镇被太平军攻占,湖南局势相应发生急剧变化,江西、安徽的几座重要城市也相继失守,朝廷屡饬曾国藩率湘军救援,就在这个时候,曾国藩给李元度写信,情真意切地希望他前来相助。
  此时的李元度早到了郴州。
  好在李元度收到曾国藩的信,也告知自己将于10月经过衡州。
  曾国藩立即复信,恳请他“即日束装来衡,筹商一切”,即使“不能从我东下,亦聊可临歧相送,惠我至言,无任翘企”。
  被曾国藩的真诚相邀打动,李元度收到信后,于一个月后即带所部兵勇从郴州赶到衡阳,自此成为曾国藩身边一位重要幕僚。
  在曾国藩众多的幕僚中,李元度与他的相交堪称患难之交。
  1854年4月,曾国藩轻信人言出兵靖港,遭受惨败,羞愧交加,欲投水自杀,被李元度和另一随从章寿麟救起。
  获救后,曾国藩上奏朝廷,自请降罪。
  不久,朝廷降旨:“着加恩免其治罪,即行革中,仍赶紧督勇剿贼,戴罪自效。”
  革职事小,然而,对曾国藩至关重要的“专折上奏”的权力也随之被剥夺了。这对于曾国藩来说显然十分不利。李元度对曾国藩说,这意味着曾国藩与皇帝的直接沟通渠道断绝了。万一朝野对曾氏和湘军说三道四,曾国藩连说话解释的权力都没有。
  这时李元度早已替他草拟了一份奏疏,向朝廷索要这个“专折上奏”权。然而,此时此刻向朝廷要权,弄不好会招致更大的麻烦,故而曾国藩举棋不定,不敢决断。李元度反复劝说曾国藩下定决心上折,并表示自己愿意承担一切后果。曾国藩感其诚,就以李元度的折稿为底本,反复斟酌修改后,以密折形式呈上。出乎意料的是,朝廷竟然允准,这样,曾国藩的专折上奏权得以保留。
  经过这一次之后,曾国藩对李元度更加信任,两人同吃、同住,几乎无话不谈。李元度很快在曾国藩的保举下开始了仕宦生涯,做了知县并加内阁中书衔。
  1854年6月,曾国藩开始东征,半年时间里先后收复岳阳、武昌、田家镇、黄梅等重镇。随即进入江西,率水师在鄱阳湖与太平军展开了一场激战。是役,湘军水师被太平军分割为外江和内湖两块,曾国藩的座船也落入太平军手中。
  遭受惨败后的曾国藩再次投水自尽,也再一次被李元度等部下救起。并把他护送至罗泽南军中。
  此后,曾国藩一度受困江西达一年之久。很多幕僚见局势不妙,纷纷离去。有一段时间,曾国藩身边只剩下了李元度等少数几个亲信幕僚,情形悲苦之至。
  为了扭转江西战局,李元度奉命回平江募集一军,以解江西之困。
  咸丰七年,曾国藩抛下湘军将领,回乡奔丧。在此期间,李元度在浙江巡抚王有龄的保举下,升为浙江温处道员。
  在乡闲居的曾国藩得知这一消息,十分不悦。静思之际,曾国藩固然以为李元度是改换门庭,但他意识到自己有愧于李,是自己保举不力所致。因此,他在给九弟的信中表示:“使次青去乡从军者,皆因不才而出也。若得东路大定,次青归来,握手痛谈,此心庶几少释耳。弟在吉,宜以书常致次青。余前有信求润公保之。闻润公近解万金至贵溪,奏派次青防浙一路,张皇而提挈之,次青于是乎增辉矣。”
  与此同时,他也写信给李元度,坦陈心迹:
  
  江西军务,刻不去怀,所以奏请终制者,实以夺情两次,乃有百世莫改之愆,至所自愧感者,上无以报圣主优容器使之恩,下无以答诸君子患难相从之义。常念足下与雪琴,皆有亟不忘者。前年困守江西,贼氛环逼,雪琴之芒鞋徒步,千里赴援,足下之力支东路,隐然巨镇。鄙人自读礼家居,回首往事,眷眷于辛苦久从之将士,尤眷眷足下与雪琴二人。
  
  等到曾国藩再度复出,获署两江总督之后,又奏请改调李元度为安徽徽宁池太广道,这样,李元度又重回湘军。
  
  学诸葛一参李元度
  
  1860年9月,太平军李世贤部攻打宁国、徽州。
  徽州是皖南名城,守城者是副都御史张芾。但张芾对军事很陌生,面对汹涌而至的太平军惊恐无状,连连向曾国藩求救。而身为徽宁池太广道员的李元度主动请缨,因徽州是其辖地,理应出面救援。
  李元度作为文人带兵多年,却胜少败多,曾国藩对他身上的书生气放心不下。但鉴于李元度立功心切,曾国藩也有心成全,于是临行前与之约法五章:
  第一戒浮,不用好说大话而无打仗经验的文人;第二戒自负,切莫自视过高,师心自用;第三戒滥,保举要有节制;第四戒反复,不要意气用事,朝令夕改;第五戒引用私人。
  李元度率其新募平江勇于8月14日抵达徽州,25日城就被李世贤部攻下,李元度弃城逃跑。
  这时,曾国藩十分后悔,明知李元度不是独当一面的将才,却让其担当重任。徽州失守,导致安徽局势十分危急,太平军乘胜直奔曾国藩所在的祁门老营。
  刚开始,曾国藩还十分担心李元度的安危生死,但徽州城破十天后,曾国藩收到了李元度的信,知道他没有死。这反而使曾国藩对李元度弃城而逃的行为十分气愤,认为他“大节已亏,此后难于自立矣”,按照常规,这种行为必然会受到惩处。于是,曾国藩亲拟奏折,“请旨将李元度革职拿问,以示惩儆”。
  当时,祁门老营中的不少幕僚都替李元度说情,这中间还发生一段插曲。曾国藩的门生李鸿章见劝说不了曾国藩,表示宁愿离开祁门,也拒绝拟稿。
  后世学者也都认为曾国藩在参劾李元度一事上做得太过分了。其实,人们不知道,像李元度这样弃城逃跑并非小事,按大清律例,守城主将应当与城池共存亡。与徽州同时失守的宁国,守将周天受死守宁国七十余天,援尽粮绝,城破之后以身殉职。而李元度仅仅只守了一昼夜。这样鲜明的对比反差,怎能让人心服?即使曾国藩不参他,又怎么可能保证湘军之外其他官员不参劾他?与其让别人来参劾,不如自己主动参劾,否则到时曾国藩就被动了。弄得不好,曾国藩自己也脱不了干系。
  
  弃前情再参李元度
  
  曾国藩一纸奏折,让李元度丢职归乡。
  1861年,浙江巡抚王有龄奏请李元度在湖南组建一支八千人的队伍,名曰“安越军”,由平江、通城东援浙江。李元度一路追击太平军李秀成部到江西瑞州,得以官复原职,加布政使衔;随后率军入浙,配合左宗棠将李世贤所部击溃,得以补授浙江按察使。
  同治元年二月,曾国藩看到上谕后,当即上了一道奏折,参劾李元度三条罪状:一是冒禀邀功;二是徽州丢失后,不候讯结,自行回籍,又不候批禀,擅自赴浙;三是赴浙途中节节逗留,有负浙省期望。请旨革去其职,交左宗棠差遣。
  这个时候的曾国藩已今非昔比,他说一句,朝廷就批一句。这样,李元度再次丢官。从这里可以分明看出,曾国藩之所以一参再参,关键原因恐怕还在于李元度再次改换门庭。
  如果说徽州失守,身为统帅的曾国藩不能不参的话;那么,这一次,曾国藩又遇到了一个不能不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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