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刘再复教授访谈录
作者：朱爱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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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能否概述一下你的《红楼梦》研究在原来红学的基础上有哪些新的拓展，或者说，有哪些新的发现与新的方法、新的视角？
答：这个问题本应留待读者去评说。我只能说我自觉想做的（也许以前的研究者尚未充分做或尚未充分发现的）几点：（1）想用“悟证”的方法去区别前人的“考证”方法与“论证”方法。我不否认前人的方法与成就，只是自己不喜欢重复前人的方法，不喜欢走别人走过的路。禅宗与《红楼梦》对我最大的启迪，是要破一切“执”，放下一切旧套，包括方法论上的“执”与“套”。何况《红楼梦》本身是一部悟书，连曹雪芹自己也说有些情思只能“心会”，不可“口传”，只能“神通”，不可“语达”。这是第五回在解释“意淫”时说的。除了意淫，《红楼梦》中的许多深邃情思都难以实证、考证、论证。真理有实在性真理，也有启迪性真理。各大宗教讲的都是启迪性真理，不可证明，也不可证伪，文学很接近宗教。许多大哲学家，也把世界的第一义视为不可知、不可证，如康德的“物自体”，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老子的“道”，庄子的“无无”，朱熹的“太极”等，都只是形而上的假设，很难考证与实证。文学中的深层意识（潜意识）、心理活动、想象活动、梦幻印象、神秘体验等也都难以实证。《红楼梦》中这种描写很多，通过悟证，往往可以抵达考证与论证无法抵达的深处。（2）揭示《红楼梦》不仅是大悲剧，而且是一部大荒诞剧，它不仅呈现美的毁灭，而且呈现丑的荒诞。荒诞是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概念同一级的文学艺术大范畴，不是讽刺、幽默等一类的艺术手法。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其主流之一是荒诞小说与荒诞戏剧。荒诞作家有两大类，一类是侧重于现实的荒诞属性（如卡缪、高行健、阎连科）；另一类是用理性对反理性现象的思辨（如贝克特）。荒诞对于曹雪芹，不是艺术理念，而是现实属性，他天才地揭示了社会现实中那些不可理喻的价值颠倒、本末颠倒。（3）提示《红楼梦》这部文学大书具有极丰富的哲学内涵，这不是哲学理念，而是浸透于文本中的哲学视角、哲学思索和美学观，尤其是大观哲学视角与通观美学。（4）说明《红楼梦》系中国文学第一正典（经典极品）和人类文学最高水准的坐标之一的理由，如永恒性、史诗性、宇宙性等理由，进一步确立《红楼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问：你刚才说真理有实在性真理与启示性真理之分，对我很有启发。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无须实证，恰恰是文学存在的理由，也就是文学的本义？
答：对。实在性真理和启示性真理之分，也可以说是雅典与耶路撒冷之分，希腊理性文化与希伯来神性、感性文化之分，整个西方文化都以这两大思潮为基石。希腊理性派生出科学、哲学；耶路撒冷文化则产生宗教。文学如宗教，更注意感性生命，重感悟、重想象而扬弃实证，正是整个文学的基本前提。为什么人类掌握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之外还需要文学？就因为文学无需实证。如果文学也追求实证，那它能比得上科学吗？文学恰恰因为能够超越实证、超越有限时空，它才有存在的理由。文学可以反映现实，但不必受制于现实，也是这个理由。
问：“红学”是显学。研究、评论《红楼梦》的人有那么多，你却能以“悟”代替“辩”与“论”，硬是走出另一条路径，“柳暗花明又一村”，真不容易。我很想更多地了解“悟”的法门，你可以用学理性语言解释“悟”字吗？
答：我没有翻过辞书，不知道他们如何解说，我自己把悟的方法几乎等同于直觉的方法，这是一种没有思辨过程与逻辑论证过程的、在瞬间中对真理的把握。禅宗讲“不立文字”、“明心见性”，就是放下概念和论证直接把握对象，击中要害，道破事物本质，“悟”法是反逻辑的方法。西方学者可能一辈子都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慧能所以了不起，恰恰在于他创造了一种无须逻辑、无需分析而实现思想的可能，这种洞察生命、提高生命的智慧，不是量智，而是性智（熊十力先生使用的概念）。佛教是通往智慧的宗教，慧能把它简化为“悟则佛，迷则众”，就是说，一旦了悟，便是见性成佛。禅宗其实是无神论，以悟代替佛，以觉代替神，认为成佛不过是“一觉”而已。《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的结尾便是禅的结尾。在急流江津渡口，贾雨村睡着了，“迷”了，而贾宝玉则悟了，觉了。佛与众就这样分野了。台湾已故著名学者傅伟勋先生对阐释学作了创造性运用，他把阐释（对原典的解说）分五个层面，即：（1）实谓层（原典实际上说了什么？）；（2）意谓层（原典想表达什么？）；（3）蕴谓层（原典可能蕴含什么？）；（4）当谓层（原典作者本来应当说什么？）；（5）必谓层（原典作者本来必须说什么？）。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是应当实证、论证的，而第三个层面，原典可能蕴含着什么，启迪什么，则需要我们自己去感悟。心灵活动、想象（梦）活动、审美活动，都不是对“实谓”的求证，而是对“蕴谓”的悟证。尽管悟是瞬间对真理的把握，但到底是凭虚而悟，还是阅历而悟呢？也就是说，完全没有人生的阅历，完全没有修炼可以悟吗？我想，应当肯定阅历而悟，即使顿悟，也是因为有内心沉淀物的支持。在美国的落基山下，李泽厚先生和我一起谈庄禅时，他多次用辛弃疾的词来说明“悟”：“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就是说，彻悟固然发生在“蓦然回首”的瞬间，但还是有一个“寻他千百度”的积累过程。
问：在“返回古典”的大思路下，你从“文学理论”思索和现代文学研究进入古典文学研究，最近我注意到你除了谈《红楼梦》之外，还常提到《山海经》、《道德经》、《六祖坛经》、《金刚经》等，而且还触及“中国贵族文学”等课题，有许多观念很新鲜，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在古典文化、古典文学中的一些思路？
答：从2000年开始我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断断续续担任了近三年的客座教授，后来又到台湾东海大学担任了半年的讲座教授，一共讲了二十个题目。课堂是个动力，促使我一讲一讲思考下来。“我的六经”、“中国的贵族文学”、“中国的放逐文学”、“中国的挽歌文学”以及“双典批判”（《水浒传》、《三国演义》）等都是在这种压力下逼出来的。我现在正在整理“双典批判”和其他讲稿。对《水浒传》、《三国演义》的批判，属于价值观批判，不是文学批评。这两部作品对中国人心危害极大，是中国的地狱之门，过去虽然也有书籍与文章批评过，但力度与深度似乎不够。如果从价值观上肯定《水浒传》，等于肯定“暴力造反”为最高的善，但在这种最高道德裁判下却是“杀人有理”，丧失最基本的人性。《水浒传》的理念已进入中国人的潜意识，至今还在塑造我们的民族性格，对它进行批判不是简单的事。对《三国演义》的批判也不容易。那是一个智慧与权术都发展到极致的时代，是一个只有戴面具才能成功的时代。愈是会装，成功率就愈高，所有的英雄都是戴面具的英雄。《三国演义》产生之后，中国的国民性进一步变质变态，智慧与义气也都变质。台湾未曾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对我国古代文化的研究没有中断过，大学校园里古文化的底蕴相当高，而对《道德经》、《南华经》和《金刚经》等佛学经典更是熟悉，在那里讲“六经”，要小心，更需要有新意新话。这个问题说来话长，还是待我整理出来再说吧。
问：你虽然“返回古典”，但仍然写了许多对于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批评研究文章，如我最近读到的《“五四”理念变动的重新评说》和前两年读到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奇迹与悲剧》、《巴金的意义》等等。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维度》、《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政治式写作》、《张爱玲的小说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金庸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的等几篇。我觉得，你对现代文学的重新认识，也有一个“文学自性”立场和“文学本义”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