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可信的珍贵史料
作者：李南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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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我和丈夫一起整理出了三部父亲李锐保存下的史料：八十余万字的《父母昨日书——李锐、范元甄1938年—1960年通信、日记集》，二十余万字的《云天孤雁待春还——李锐1975—1979年家信集》，近九十万字的三册含1947年—1979年的《李锐日记》。印刷、出版这三部书，我坚持了一个原则：一字不删、一字不改，即使有些可能对我父亲产生“负面”影响的文字，我也没有删。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只有《云天孤雁待春还》一书，其中的一处作了一小段删节。这是在父亲反复、强烈地要求下做的，事关他的一位老朋友，我想当老人们都走了之后，我会恢复那一段的原貌的。因此我可以对读者负责地说：这三部书是可信的、是可以当作科学地研究历史的参考资料的。
第一次接触这些史料是在三十年前，父亲平反复出回到北京，尚未再婚，我主家事，把他从水电部地下室的保险柜内找回的信件、日记，塞进他书房书柜下面的柜子里。有时想想，觉得一切似乎只是昨天发生的事情，四维空间之时空，真是不可思议！那年我二十九岁，忙着生孩子、养孩子，钻业务、干工作，兼代翻译资料赚“外快”，偿还给女儿买钢琴欠下的“债”。那时每周只一个休息日，忙完了洗衣做饭，还要去看老人，送孩子上图画班、游泳班、钢琴课……转得就像个陀螺，没有剩余的精力和时间再多做点什么。
就这么忙着、转着，忽然间女儿长大了，翅膀硬了，飞走了。家里空了、静了，有了时间干些“饭碗”以外的事情了。当然更重要的是，自1978年找回父亲、找回自己之后，经过三十年的历练，跨越了两种文化、两种制度，人已渐趋成熟，有了把握、整理那些史料的能力。
2002年的4月，我从国内带回了父亲和母亲之间的旧日通信。在我和丈夫拆开父亲按年代分封的一个个文件袋的那一刻，我们体验到了“震撼”。母亲1938年的一篇日记写在一页英文传单的背面，那传单上写着：
Dear Sir:
We address this letter to you with the belief that you are among the millions around the world who have deep sympathy for China’s present war of resistance… …
（尊敬的先生：
我们给您写这封信，是因为我们相信，您像全世界的亿万人民一样，深切地同情着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抵抗战争……）
母亲1945年7月12日给父亲的信写在一张延安油印小报的背面，那小报上写着：
农业方面，多种菜蔬，“无菜半年荒”，南瓜萝卜可以顶粮食吃。今年准备不种了的山地，抢种糜子。南泥湾八十亩的川地原计划种美国烟的，应改种洋芋和杂粮……
这些纸页是可以放进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展柜的一级文物呵！
2004年的11月我们完成了这些信件的整理、录入和编辑、校对，因为找不到愿意合作的出版社，于那年的年底自费印刷了一千册（上、下本）。2005年的1月4日拿到了散发着墨香的一摞摞牛皮纸包，抚摸着我自己设计的书的封面，那心情岂是激动二字可以形容。大陆一位著名的民间出版家预计，此书的散发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结果书印出仅三个月，只余下为数不多的几册在手中。《半生为人》的作者徐晓告诉我，她是彻夜未眠，通宵读完的，那一行行小字看得她两眼昏花。她理解我是付不起大字排版的印刷费。香港的一位老先生根据从这两册书中捋出的信息，发表了一篇关于延安时期共产党人活动的文章。美国圣地亚哥大学的图书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图书馆也来函索购……。我和丈夫得到了极大的鼓舞。
第二部书是在翌年——2005年的秋季整理出的，大约二十余万字，这部家信集里有我父亲当年给钱正英、华国锋、叶剑英、胡耀邦写的申述信。溪流出版社的编辑打来电话说：有的信内容差不多，你录了两、三次，是不是考虑删去一份？我告诉她：万万不能！“重复”录入的都是申述信的底稿，我就是要让后人从那字斟句酌的修改，称谓、语气的微妙差异中读出：曾经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的李锐，平反的过程是多么的艰难、屈辱，更何况平民百姓乎！我要让后人看到，一个鲜活的生命，他年富力强的旺盛精力，是如何在那成百次、成千次，剖心析胆地辩白自己：不是“叛徒”、不是“阶级异己分子”、没有“偷书”，并在这辩白中被无情地熬煎着、消耗着。那是怎样一个荒年暴月、荒诞无稽、荒谬绝伦的年代！从而绝对地趋避它！
因为上一部书的散发全仰赖朋友们无私的帮助，这部书实在不能再麻烦于他们，决心无论如何要争取到出版社公开发行。结果是十分的艰难，实实在在的“一波三折”，一共签了三次合同始得印行。第一个合同是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2005年10月签订的，他们出于市场的考虑，将书名改为《李锐家书：1975—1979》，说这样更有卖点。我当时即觉得，这么一来就有些敏感了，因为“李锐”二字是很碍一些人的眼目的。果不其然，我的担忧成为事实，2006年3月出版社通知我合同作废。经朋友联络，我又与香港的一家出版公司在2006年的4月签了出书合同，因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又有邓小平生前“一国两制”承诺下的自由言论空间，虽然书价会让大陆的很多读书人感到昂贵，但也差强人意了。这个出版公司的老板还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从我手中借去了一万元人民币，我以为书终于能够出版了。岂料出书一拖再拖，整整拖了一年，当得知该老板从另一位比我签约晚了几个月的朋友手中拿到了八万元“借款”，将他的书草草出版后，方知道自己遭遇了“骗局”——这位拿着美国护照的香港老板，是个在大陆捞文化钱的人物，借着国内知识分子被囚在“铁屋”中的困境，骗得他们欲高声呐喊的赤子之心。我这才下了决心，2007年的2月14日，在这个“忽悠”于大陆的美籍香港老板逾期合同规定出版日半年后，中止了那份出版合同，转而与美国的溪流出版社在2月24日签订了出书合约。4月13日是我父亲的九十大寿，出版社竟然真的就在大寿的当日将该书印出发行。这本在美国用小批量印刷技术印行的书的价格，十倍于在大陆发行的同样字数的书籍，但是出版社告诉我，这本书是他们创办以来发行得最好的一册。
今年——2008年，我们将父亲李锐的第三部史料——三册、含1947年至1979年近九十万字的《李锐日记》整理完毕。这里面有父亲李锐作为沈阳军事接管委员会主任陈云的政治秘书，参加1948年中国共产党接管沈阳管委员会几次会议上的记录。我在这里摘录两段陈云在管委会上的讲话：
……
三）外交问题。陈（云）自管。
有英美领事馆，汇丰银行。
公文来往，使其承认我地方政府。公文、派员、出入、银行、电台。
派不派兵保护，先问Brother。电台问题，登记批准。银行停业是否立即停业，再请示。头一周不动。
要先派人看守（派人责任即大）——问中央。
……
有五六万俘虏需吃饭，总共要准备每天十五万斤粮。具体分工（目前）：
朱其文——市政恢复，召集商人摊粮。
电力，王首道负责。
交通警、消防、卫生警先恢复。放枪、服务报到，暂一律用（以后大部搞掉）。
票子占领市场：发工资，购物，增换金券。
戒严封城三天（粮不如长春）。
防止英美记者挑拨。苏汽车，哈有苏烟、Votoga。转盘枪不用。日本技术人员不出面，日侨管不忙。
汽车汽油归易秀湘。干部明天下午进城。
调高射炮入城防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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