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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1999年第3期

年轻并不见得好

作者:王瑞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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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个邻居,是南韩人,年岁和我相仿,常常给我们家送些她自制的朝鲜泡菜——极其鲜美可口的好泡菜。有一次,她送了泡菜来,并不马上就走,坐住了和我说话。她的英文不是很流畅,我们对话是有些吃力的,但这一次她把一个意思表达得很清楚:儿女们慢慢长大,而我们却要渐渐老去,这也很好,反正岁月你是留它不住的,而且——难得她说出一句很完整的英文句子——The more you learn,the less you are confused.(你了解的越多,你的困惑就越少)
  这话说得挺好。
  我小的时候,困惑多,活得就不大好。
  比如上小学的时候,我在班上习惯了拿第一,头把交椅原坐得好好的,突然在三年级的时候转学过来一个女生,居然,她的成绩比我的还好,每次考试总比我多出一两分。就那么一两分,可她就是在我前头。我之难过不下于三国周瑜的“既生瑜,何生亮”的激愤。为了跟她攀比,我弄得自己在考试的时候紧张得要死,因为我不允许自己出一点错,倘若没考到满分,我就把自己摔在床上,让“难过”这条小蛇把心一点一点地啃得千疮百孔。从那时起,我的好日子就到了头,小小的心里满蓄着嫉恨和自责。我对那个比我多考一两分的同学的不能见容有一个证据在这里:至今我还记得她的名字和长相,她叫展致宁,剪一个童花头,皮肤白白的。从江苏靖江来。而当时的其他小学同学,至今我拼了命想也想不出一个完整的姓名来。不知道展致宁现在又在哪里,当年门门功课考一百分的小女孩,如今会活出什么样的一个局面来。
  你必须长大,你才不会为一个人比你多考几分而难过。不过难说,等我们长大了,同样性质的错误可能会在另一种形态里呈现。
  总之,我的童年生活并不轻松愉快,因为我的竞争心萌芽得很早,我的功名心也萌芽得很早。我以为能把“日月水火,山石田土”默写得不错就很不一般,写下自己名字的时候,左看右看,老觉得这个名字会有它辉煌的将来,有一天能够走遍千家万户。你想啊,几乎每次考试全对的人,总该有些名堂吧。
  这么一“觉得”事情全来了。我比其他小孩子要“上心”,我要花很多精力小心翼翼地维护许多东西,而这种维护的心越深,自己的胆子就越小,生怕种种事情在一切可能的方面跟自己作对。结果,这种心理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敏感多疑的孩子,那时候我的形象是:脸色青,胆子小,声音细,眼神游移,表情忧郁,大院里的其他孩子,除去比我小的,个个都能领导我,这些小领导们一生气,就够让我难过半天的。
  1995年夏天我回国,在极闷热的一个下午,到儿时的居处走走,那地方别了二十多年了,一切都已经面目全非。过去好大的一片供我们种毛豆、逮蛐蛐、捉蜻蜓、挖战壕的园子,现在全都盖满了楼房,一栋挨着一栋,门全都闭着。住宅之间偶尔有一两个女人走过,当然都已经是陌生的面孔。然而我却意外地看到一张熟悉的脸——正从一个门里走出来的老年女人是我认得的!我一个箭步蹿上去:您是琴琴妈,蔡师母啊!您该记得我吧。她啊了一声,把我上下细看,直到我向她报了姓名,才一迭声喊出来:“啊呀,不认识了啊,琴琴,你快出来,看看这是谁啊,几十年没见了啊。”从房子里应声出来的果然是我儿时的伙伴琴琴——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妇女,虽然岁月把一个白皙的姑娘变成了一个神色疲惫的妇人,但她的眉眼间还有当年的轮廓,让我不难把她一眼认出来。但是我依然还是吃惊……小时候她多神气啊,从来都是她领导着我,我尾随着她。而且她在我们女孩子中算是长得比较光鲜的,头发又黑又直,皮肤白得离奇,比我大不太多却开智早。率先使用珍珠增白霜搽脸,(她已经够白了,还要增白,我们怎么办?)穿特丽灵衣料做的外套,走出去,走进来,很能带得住几个男孩子的视线。如今,她却像一件用旧了的东西,搁在我眼前,当年的光泽全没了。母女俩人把我让进屋去,一边围着我拿冷饮,倒茶,一边不住嘴地说:“你可是全变了,和小时候一点也不像了,在街上迎面撞着了也不会认出来的。”我在心里猜度着,莫不是说我老了,不至于吧。直到听见琴琴妈说,“你现在变得比小时候精神多了”,我才松了口气,我宁可以为她不是奉承,因为在这二十多年里,琴琴一直住在这个院子里,用一种同样的方式和节奏生活。而在这些年中,我可是寻道解惑,走过了千山万水的啊。
  
  读中学有两件事最让我印象深刻,一是:我很害怕填表,那年头,表格很多,参加一个什么会,升一个年级,评一个优秀都要填表。不是不会填,只是因为填了出来看着不好。表格里除去父母及家庭成员要写进去,父系的亲属,母系的亲属都要写进去。十来个人,一溜写下来,竟没有一个在党的,好不让人丧气。只有一个远在成都的姨妈,曾经是团员——一件过了时的饰物,便老了脸硬写上去——总比没有好吧。这么做还不只是自己要虚荣,全是环境使然。因为我的功课虽好,但三代不好——爷爷辈的有田产,因此自己在一切学习之外的事情上非常受挫,加入当时任何一种优秀分子的组织从来比别人分外难些。小孩子,不就是没见识嘛,又看不开这些,所以当时我没少为这类事难受伤心。及至最后让我入团,那份感激涕零啊,我激动得身上一阵阵打寒颤。激动而打寒颤,这很少见,因为在以后激动的体验里,或者是热泪盈眶,或者是浑身发热,或者是手舞足蹈,却再不见有打寒颤的。这种带寒颤的激动着实让人起疑。
  另一件是,我开始学画。一方面,是因为那年头在学校不学什么功课,却学工学农,批孔老二,成天瞎折腾,不如自己求发展。另一方面是,我想出人头地。记得有一次,学校请来一位年轻艺术家,是过去的校友。传说他在这里读中学的时候就迷画,但数学常常吃鸭蛋。一次上课,他被数学老师叫起来,问什么是三角函数中的变量,自变量,他用手摸一摸脸,无言以对。答不出就答不出吧,他干吗用手摸脸啊,他一摸脸,露了馅了,脸上马上黑一道白一道的,数学老师两三步蹿过来一看,抽屉里头是一张木炭肖像,画的正是数学老师的尊容。数学老师提了他的衣领直拎到校长跟前。眼下这位数学老师成了我们的班主任,这个故事从他嘴里讲出来的当儿,那位若干年前被他拎了衣领找校长的坏学生,如今已经是颇有名气的艺术家,正气宇轩昂地坐在台上,在我们这群少年的眼里像宝石似的发着光。看着他,我有一种晕眩的感觉,他那种被烘托出的高高在上的身份,构成了我接近艺术的最初诱惑:这太迷人了,通过艺术,你可以走上去,成为人人仰慕的人。我渴望成为这样的人,渴望所有那些伴随着这位艺术家的身份,荣誉,光环,和无以名之的高贵感。这种渴望,带累了我很多年。一直要到现在,艺术的这些装饰才在我渐渐清晰的眼光里,一件件地脱落,落到寻常生活的尘埃里。这个脱落的过程解放了我。
  我曾经读到徐志摩这样一句话:“天才是一份压得死人的负担。”一直不懂,以为是这位大才子的矫情。谁不希望自己是天才呢,那多让自己出众啊。直到前两年偶然读到张爱玲的纪念文集《华丽与苍凉》,吓了一跳,才明白了徐志摩说的是一句大实话。张爱玲这位在现代文学史上享盛名的绝代才女,年轻成名之时,真是华丽耀眼,然而她晚景的苍凉凄楚令人齿寒心酸。她身边没有任何亲人,而且她拒绝与人接触,百事在万不得已时决不求人。她老年时,孤身一人,在洛杉矶从一个汽车旅馆搬到另一个汽车旅馆,除去一张行军床,几乎没有任何家具,只有一地的纸袋子。疼爱她的朋友固然可以写文章为她遮掩说,这是张爱玲大彻大悟的表现:视身外之物都是累,但我看不是,那不过是她的无奈。张爱玲自己承认说:“我是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之外别无生存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的缺点……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不会补袜子,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服。在一个房间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里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因此,不难想象,张爱玲自己一个人生活,该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张爱玲甚至告诉我们说,她的母亲对她说过这样的话:“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这句话,读来让人有锥心之痛,真觉得惨目惊心。的确,张爱玲的才华,对她这样一个具体的肉身是一份要命的负担,这才华是如此充满了她,把她作为正常人的那份生活能力都排斥了,使得她不能享受一个普通人可以享受的正常生活,那种平庸然而却合人性的柴米油盐,舔犊抚雏之乐,对普通人的世界而言,她其实是一个被放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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