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3期
三家村
作者：王瑞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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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中部的一个城市里，有三户中国留学生，他们差不多在同一年到美国来。在这三户人家中，每家有一个人——或者丈夫，或者妻子——在同一所大学念书，而且这三家人住在同一所很便宜的公寓楼里，互相随时可以敲门进去：“你们家还有葱吗?”或者：“我来端两把椅子过去，家里来客人了。”若干年后他们先后毕业，可巧都在这个城市里找到了工作，有了固定的收入。不久，他们陆续都买下了房子，有意无意彼此又都挨着，因此，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别人都戏称他们为“三家村”。
这三家村中，一户是从上海来的夫妇，另两户从北京来。
上海人姓姚，学计算机，妻子——姚太太——伴读；北京人，一家姓胡，学物理，妻子——胡太太——伴读；另一家姓莫，妻子——莫太太——读书，学艺术史，莫先生伴读。
离他们就读的大学不远有一个意大利人集聚的小区，称为小意大利。这个小区有两个特点：一，没有黑人居民，因为意大利人排斥黑人。美国居民区的犯罪率通常是和黑人人口的多少成正比，小意大利在治安上有较好的口碑。二，这里的房租便宜。这个地区的意大利移民们基本上是小业主，开画廊、面包铺、蛋糕店、咖啡屋，虽不穷，决不阔。小区里的房子是一栋一栋紧挨着，不带草地花园的那一种，外观比较陈旧简陋，里面设备甚至也不齐全，比如不备洗衣机，洗衣服得到街上的洗衣房里去。因为离学校近，小意大利吸引了许多学生，尤其是阮囊羞涩又刻意节俭的中国留学生。三家村住的公寓正是在小意大利，红砖的，三层楼，铁制的楼梯锈迹斑斑，有些墙壁看上去似乎已不是笔直的。
两个读书的北京人，莫太太是国家公费，胡先生有学校的全额奖学金，所以日子还过得去。上海人姚先生的情形最差，他是自费，不光没有生活费，连学费还得自己交。所以他刚到美国来的第三天就开始打工：中午在学校的餐厅洗盘子，晚上到一家中国餐馆端盘子，周末给一家美国人割草整枝，收拾庭院，剩下的时间念书。不出几个月，生生地把上海滩上的一张小白脸弄成了菜绿色。半年以后，他把姚太太接来了。姚太太出国前在上海的一家街道工厂做事，利索能干，正好不是上海的那种两眼朝天自视甚高的娇娃。从她双脚踏上美国土地的那一刻起，她就开始在这块新大陆寻求生存的途径：帮美国人收拾房间，做饭，理家，一个星期做六天，晚间回家还抓空给中国学生理发挣钱。她能给男的剪平头，给女的剪一刀切的那种短发，这两手其实没有太难的技巧，做了太太的中国女性多少都会一点，但通常只限于自己的丈夫和女儿的头顶这样有限的地盘。姚太太的能耐在于把自己的技能广而告之：
在家理发：剪，吹，做。
男，每位五元，女，每位六元，满意后交钱。
请与白小姐联系 电话××× ××××
姚太太让姚先生把这样的一张广告贴在校园各处的布告栏里，由于她把收费定得比市里最廉价的理发店低一美元，更妙的是，她在广告上不写姚太太，却写白小姐(姚太太姓白)，登门理发者不少，主要是五美元的那一种。
这样没有多久，姚太太挣的钱居然超过了当时三家村中收入最高的胡先生，上海人的经济形势顿时有了极大的起色。日后，姚先生凡言及在美国的创业时期，便说：“我老婆一来，我就活过来了，要不然我就不行了!真的不行了。”说这话的时候，倘若姚太太坐在他伸手可即之处，他便用手抚其项背，若坐在远处，他便用眼睛抚其项背。旁边坐着的其他朋友忍不住就要交口称赞说：姚太太真的是很能干。
姚先生和姚太太，都是很务实的人。他们书读得不多，姚先生学计算机也是看好了美国市场之后的选择，只读硕士，两年就解决问题了。三家人闲来聚谈时，讲到中西文化冲突，讲到现代科学中哲学价值的危机，姚家就不大插得上嘴。不过应付生活和文化冲突，哲学价值没有多少关系。正因为没有关系，上海姚家人从不背负与学问或者志向同时产生的许多负效应--所谓失落感啊，文化抵触啊之类的痛苦。他们夫妻一心一计，只求物质的改善，而且由衷地满足于这种改善。在这一点上美国是决不会让勤劳肯吃苦的中国人失望的。在生活上，姚家成了三家村中的领头人，他们上海人脑筋灵活，接受新事物快，适应新方式快。在三家村中，所有美国化的步子都是姚家最先迈出去的。他们最先申请信用卡，最先买车，最先买计算机，最先买房子，最先买股票。当初他们用七百美元买回来一辆蓝灰色的福特旧汽车时，姚家给整个三家村的生活带来了重要变化。以前，这几家人只能在附近的店里买生活必需品，在美国，同样的商品常常会因地点的不同而有价格的不同。在小意大利，房价虽便宜，店里东西的价格却贵。那年头刚从国内来的人，花美元少有不拿一去乘五的(当时美元和人民币的比价是1：5左右)。一棵芹菜一美元，我的妈，可不就是一棵芹菜五块来钱吗。通过精心的比较和选择，三家村的人在很长的时间里常吃鸡翅膀，大白菜--因为便宜。有了车，人就活动了，可以到远处廉价的市场里买回物美价廉的食品和用品。在那里同样的芹菜一美元可以买到两棵，这简直太鼓舞人心了。周末买菜成了三家村一星期生活的重要点缀。每个星期六上午，姚家就敲开另外两家的门：
“走吧?”
“走!”
那辆老福特车成了三家的宝贝，负担着三家人的衣食日用，周末每一次出去买菜购物总是满载。有一次由于人多货重，竟把车子压坏了。莫胡两家都很识相，马上提出要和姚家分摊修车的费用，所以三家人在柴米油盐上从未起过疙瘩。有了车，生活的内容丰富多了，男人们开始谈买旧车的门道行情，女人们开始比较买来的旧衣物，小摆设，津津乐道。
姚家夫妇目标明确，追求单纯，立竿见影。只在两三年之内，眼见得他们最先过渡到住体面公寓，购新的家具。在姚先生还没找到工作之前，他们就已经搬进了一栋有车库，有游泳池，有健身房的公寓，房租虽比小意大利的那栋陈旧的公寓贵出一倍，但他们舍得。
“我们到美国来就是为了生活舒服些，享受享受，不然，来了做啥?”姚家夫妇在请另两家到他们新公寓吃饭时如是说。
“你们还想回去?!我们不回去!回去做啥?上海那么挤，那么乱，工资又低，做中国人还没有做够吗?我们来了就不走了。我们在美国蛮开心，真的蛮开心，随便打工就活得不错。美国是个好地方。”
姚先生毕业后不久就有了工作，年薪三万美元出头，一年之后换了公司，年薪拿到四万，夫妻俩人头脸一新。姚太太当然不给人理发理家了，让姚先生在家里教了她两手计算机的基本技巧，居然也在一个公司谋到位置，收入虽不及她从前做家务理发，但可以涂了口红，穿了裙子上班，俨然是准白领。夫妻俩人，一个高级职员，一个低级职员，甚是相得。凡中国人聚会聚餐，他们夫妻必到，毛的皮的格铮铮地穿好了，金的银的这里那里隐约地闪动。俩人容光焕发，左顾右盼，呼朋唤友，踌蹰满志，活脱脱一对华人发家的模特儿，叫人看了都替他们高兴。
姚家开始考虑买房子了!
那时莫胡两家还在小意大利的公寓里住着，两家人的博士学位都还没有到手。姚家的日新月异，姚家的物质至上，姚家的心满意足，使莫胡两家--尤其是在读博士的那两位--心情相当复杂。他们拿不定主意是该蔑视这样的生活态度好，还是该羡慕这样的生活态度好。他们自认比姚家文化高一些，心便不大容易被物质填满，在物质之外，偏生还有些看不见、摸不着、文雅的说法就是很精神的东西，比如认同感，自我价值实现等等等等。尽管他们和上海人相处很和气，但两家北京人在一起时免不了也会说：咱们和他们不大一样，他们真是……有奶就是娘，咱们不行。
为什么不行呢?
先说胡先生。胡先生从北京大学来。他在北大读了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之后又留校执教，足呆了有十多年，校园里的每一块石头他都是熟悉的。胡先生业务好，为人灵活，懂事，随和，系里的教授们、头们都对他有很好的印象，认为他非常“可堪造就”，对他“殷殷有厚望矣”。鉴于此，胡先生原想在国内好好干，一步步走上去，比出国也不差什么。但是，渐渐地，他就沉不住气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顶不住了”。第一，他手上的研究课题由于经费匮乏，做做，停停，他年轻气盛，常常为这种拖延着急上火，使他无法一个箭步地窜上去。第二(甚至比第一更重要)，那时一个大学助教在北大的生活待遇是三人住一间集体宿舍。等他结婚了，也不过就是从三人的集体宿舍换到两人的集体宿舍，还是没有自己独立的房间。同住的看不过，便躲到其他有空铺的宿舍去，成全他们夫妻，但有时不免还要撞回来拿东拿西。胡先生夫妻又是不安，又是惭愧，又是狼狈，又是窝火，业务上、生活上的窘两下里一合，胡先生的去意就坚定了。TOLFE、GRE被这位训练有素的名牌大学毕业生做得又快又好，不费事就被美国的学校录取了。录取通知书一来，胡先生的心里却突然难过了一下，在那一会儿工夫，他不知道自己会得到什么，但他很清楚自己将要失去什么：他在自己的学科上有近十年的经营，在这个全国最高学府有不错的人事人情基础，他一走，这些就会放弃了，一个人的一生中有几个十年呢?
还不错，胡先生的那一点儿难过消失得很快，美国在许多方面没有让他失望，小意大利的那栋公寓虽然按美国的标准看透着贫气，但他和自己的太太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空间，客厅是客厅，卧室是卧室，厨房是厨房，厕所是厕所，比起他在北大筒子楼中的集体宿舍，他还要再怎样好呢。生活上他的那份奖学金足够支付他们夫妻俩人的开支，而且还有节余，如果常吃鸡翅膀、大白菜还可以节余得更多些。在学业上，他干得相当不坏，几年里已经发表了好几篇文章。这一切都让他感到意顺气和。当姚家为了凑学费拼命挣钱，莫家为了争取奖学金玩命读书的时候(国家公费通常只付一年)，只有胡先生过得比较轻松，每个周末都有心情有时间去钓大半天鱼，钓来的鱼三家分吃。
有一次胡先生钓了整整一桶鱼，由姚太太胡太太主持，做了一次鱼宴，满桌子的鱼没有一个做法是重复的：红烧鱼，干烧鱼，清蒸鱼，熏鱼，糟鱼，醋溜鱼……硬是凑了十二种，请来许多朋友，团团地坐了一桌子，吃得大家眉开眼笑，都夸胡先生活得潇洒。席上，胡先生坦然地受了这通好话，可夜深人静之时，反而突然睡不着了，觉得自己的潇洒被人附丽在那一桶鱼上有些儿不对劲，忍不住细细地寻思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他想到自己过去在北大时的一番志气：希望将来进入到现代科学的最前沿去，即使做不了爱因斯坦，也得碰碰爱因斯坦留下的没做完的课题。然而到美国来以后，举目望去，科学界满眼乌压压的人，谁都不比谁缺胳膊少腿，大家一拥上前，挤着，挨着，把一个大题目割成无数的小碎块，一人手中能分得一块就是运气。然后自己抱着那小碎块一边啃去，啃半辈子，啃一辈子，随你。这个情形无意地支配了胡先生“看开了”。在国内，由于他缺乏这点见识，竟然视学业为事业，从早到晚想着念着，一天半天的荒疏都让他不安。在美国，学业对他差不多等于职业了。周末他从不去试验室干活，因为他明白眼下的自己连去抢那小碎块的资格都还没有，不过是在小碎块的持有者手下帮点儿忙，犯不着。这点“犯不着”让胡先生对自己的能力和精力用起来都很节制，这便是自己的潇洒?他吃不准这份“潇洒”对自己是有益的还是无益的?想到这里，胡先生躺不住，轻轻地从胡太太身边起来，赤了脚到厨房去倒了杯凉水喝，坐着想。足坐了有个把钟点，到底没理出个头绪来。一会儿是老庄的无为，一会儿是尼采的超人，在他的脑子里搅成一团。他拿不定主意应该跟了东方的哲人走，还是跟了西方的哲人走。天亮时分，他到底想清楚了一点：看来人活得过于清醒也未见得是好事，生命中缺少了一点糊涂，也就缺乏了一份朦胧。现在一切都清楚地在他面前摆着：毕业，工作，买房子，买新车，当然还可以买条船钓鱼，这些都没有问题。然后他得为付清这些家当工作三十年。等有了孩子，二十年后他还得给自己的孩子交学费，等孩子毕业成家，所有的贷款都付清，就该轮到自己退休了。到了那时候做什么呢?钓鱼是一定的，再有在自己的院子里割割草，种种花，等着孩子在他或者孩子妈妈的生日里来电话……胡先生想到这里，吃下去的鱼肉变成了鱼刺一般。 他的情形一毫不爽果然是照了这预想进行的。胡先生在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做了一年博士后就找到工作了。三家村的全体成员都为他欣喜不已，带了酒和菜来为他庆贺，和若干年前拿到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一样。胡先生在拿到录用通知时，分明感到在一团的高兴里隐约地渗着点儿难过。第一次难过是为自己将要失去的东西，第二次难过反倒是为自己将要得到的东西，他知道这一下他可就在美国这个组织得极有条理的社会里被定了位，生命完全不朦胧了，直看到底。这一次他让自己喝得大醉，又哭又笑，这么多年来在三家村人前第一次失态。姚家人只说他高兴疯了，莫太太心下比较明白，让莫先生帮着胡太太扶他上床。隔了一天，等他酒醒了，莫太太独自来找他，两人直谈了整整一晚上。
胡先生先自嘲说：“哈，现在我可是功德圆满了，是受过训练的合格产品，还找到买主了。这一辈子还有什么好想的，豁出去了，混罢。”
胡先生又感叹说：“你说人是怎么回事儿，你明白我，还好。不明白的，只说我不知好歹，有了学位了，有了工作了，还要怎样?可是这心总像是没填满。我哪里就肯这么活着，我的自我设计原来不是这样的。”“你说我们是不是该学学姚先生他们，舒服地活着就成，不给自己找麻烦。”“我这人，从不吃死心眼儿的亏，倒是吃活心眼儿的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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