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4期
“学术国际化”种种
作者：陈跃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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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国际化
相信这几年为数不少的文化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时不时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信件，其中的一类就是通知你已被入选(天知道)为某某领域的全国(国际、世界……)五百(一千、两千、五千……)位著名人士之一，并且将收编入某本发行全国乃至世界的大辞典。作为入选名人的小小条件，你需寄上数目不等的编辑出版和活动费用，或自掏腰包——数目相当可观——购买数本这样的辞典，当然，如果您愿意继续慷慨解囊，再寄上一笔制作费用的话，编委会将为您寄上一份烫金的名人证书，让您可以挂在客厅显眼处供人朝拜，如此等等。学界的许多朋友对于这类一点就破的骗局，自然从未想到去理会它。
此类入选通知不断地塞进人们的信箱。开始时是些草台班子的复印材料，类似街头的小广告，关注的人并不太多。后来则是打着某些部委或全国性团体名号的正式印刷品，那挺有诱惑性的大名鼎鼎的顾问和编委班子，让人不由得不心动，开始陆续有人挡不住诱惑而自投罗网，结局自然皆大欢喜，有人赚了钱，也有人成了“名”，将这“名”印入名片和出版物的扉页，或者评职称的时候亮出来，足可以把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吓一个跟斗。随着市场经济与国际接轨，“名人辞典”的生意也开始“国际化”，发授各种名人头衔的洋信件自海外蜂拥登陆神州大地，授予单位的名头大得吓人，动辄就是什么牛津、剑桥之类。我曾经一天之内收到四封这样的信件，有四回机会成为牛津某名人录当年的世界五千名人，真是不胜荣幸之至。其实想一想就该明白，这其实只是一个极简单的数学问题。这世界当下有六十亿人，要成为这六十亿人当中的五千名人之一，该是什么样的人尖子才行!一个国家能够摊上几个?就算中国人口多，给你一百个名额吧，有几位仁兄敢于斗胆站出来说，我就是中国当今最杰出人物的一百分之一?按说，对于这类信件，大伙不过是哈哈一笑，一掷了之。可事情远非这么简单。有几回因故外出去拜访几位前辈同仁的家居，竟在他们客厅的显眼处瞥见这样的洋证书赫然挂在那里，这着实让我感到吃惊和不安。对方在我印象中是老实本分的饱学之士，我宁愿相信他们是不知就里，而不是什么侥幸虚荣心理在做怪。
一次，我去校门外的书店闲逛，无意间竟发现好几个知名学人的著作，在封底或护封的作者简介里，都一本正经地印着曾经于某年入选某权威机构出版的世界名人录或辞典什么的事情。应该说这些作者都是不错的学人和专家，在他们自己的领域都有所建树，实在犯不着用这样的玩意儿来给自己壮声势。难道真的得有个洋名号才觉得够面子，才上档次?如果他们知道，国外所谓的这些辞典和名人录的编辑机构，与国内那些起哄蒙钱的草台班子并没什么两样，完全是个人化的商业投机行为，是一种交易，与名不名的并没有什么关系，不知道这些先生该作何感想。
尽管如此，此类洋蒙事的事情还是屡见不鲜。于是我就这个现象去问熟悉的朋友，结果是朋友笑我迂腐。说这是时下九十年代的风气，花几十或上百美元，到国外买个名人证书，评职称、评奖、选博士导师的时候，用处可大了去啦。有些领导和学术委员会就吃这一套，他们自己对世界上的事情不了解，又天天嚷着要追赶世界潮流，有人就用这东西去糊弄他们，同时也安慰自己，多数的情况下还真能管事。这样一来，有的时候不知怎么的，连这些人自己也不知不觉真的相信自己是世界名人了。你想想，总不能为这事专门派人到国外外调去吧，那得花多少钱。如果按地址电话或传真过去问，管保回答是板上钉钉的确凿真实。这叫远距离蒙事——难查。
“讲学”全球化
一般来说，人们总对有机会在国外讲学做报告什么的学者怀着敬意，且不说他们是为国家民族长了脸，争了光，至少可以证明他们的学术研究已达到了与国际同仁直接对话的水平。早些年，还有的单位组织人马队伍，打着横幅标语欢迎某人从国外讲学归来的事。被欢迎者往往再次被请到本单位的礼堂做报告，绘声绘色地介绍在国外讲学的事迹和趣闻，让人好生羡慕，又往往为其不为国外高薪、轿车、别墅所诱惑，坚定回国奉献的精神所感动。碰上有这样经历的人竞选做什么主任、什么长乃至教授博导之类的角儿时，只要想到此公曾在国外“镇”过洋人，教导自己人还不是小事一桩，于是一律都投赞成票，投过以后还觉得自己很有眼光。
可当我也有机会出国参加了几次国际会议，做了两回访问学者，便发现原来事情满不是那么一回事，这当中的猫腻多着呢。
记得我曾经见过一个名头挺大且又常常闹得沸沸扬扬的所谓青年学者的简历，给人印象最深的倒不是他有什么像样的学术成果，而是那长长一列在国外“讲学”的光荣记录，的确挺唬人的，教授的职位自然是早早地让这人弄到了手。继而他又可以用这个“真”头衔到国外继续“讲学”，如此循环讲学，可谓天衣无缝，名利双收。那年我正在国外某大学访问学习，偶然听朋友说这位仁兄要来讲学，让我也去凑凑趣，捧捧场，我当然也想一瞻该人讲学的风采。没曾想准点到了预定的讲堂，除了那位老兄，以及我和我的朋友三个人外，偌大的教室里再无活物。好不容易等了十多分钟，走进来主持人和另外一个年轻的中国人，后者看样子是主持人的研究生。于是，一个洋主持，三个中国听众(其中还包括我们两个专业上风马牛不相及的捧场者)，这一场演讲会就算开了场。题目也挺惊人：“九十年代中国的学术
转向”。大意是说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学术研究重心已从后现代主义转向了文化研究。如此等等，可听到结束，我也没有闹明白他这说的是美国学术界呢还是中国学术界的情况。一个小时以后，演讲结束，主持人问大家有无提问，诸位无话，我也只好承认自己的无知，不仅提不出什么问题，由于问题太大，连从哪儿理解都无从谈起。既然这样，主持人只好宣布提前散会，于是大家各自走散。出门的时候，我不无吃惊地注意到，那位做报告的青年才俊正小心地把贴在教室门上那张英文打印的报告会通知揭下来，再细心地折叠好，放入自己的公文包。我立马意识到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留一份有说服力的证据，以便在回国后的某一个时刻，用来证明他确实曾经在该大学讲学。在这一点上，我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而且对国内学术界的致命处拿捏得极其到位。不久以后在一次很随便的场合，遇到了那次演讲会的洋主持，他是该校的一位教授。闲聊中我问他，花如此多的机票和旅馆费用，办一场只有一个真正的听众的演讲会值得吗?对方马上就明白我说的是谁，无可奈何地耸耸肩，咕哝着说，机票和旅馆钱都是那位青年学者自己掏腰包，他眼下正在旁边的国家某大学访学，因为他组织翻译了那位教授的一本学术著作，便要求对方请他来访问三个月。至于我嘛，教授说，我不过请他吃一顿饭而已。即便这样，这位教授还是表现出因被此事打扰而烦不胜烦的样子。
此后，在国外我也陆续参加过各种各样国内来的学者的学术报告会，大多数的时候总给你这样一种印象，好像是中国人把自己的学术讨论会搬到外国来开了。一屋子的人却没几个洋面孔，全是一帮子中国留学生和访问人员在那里撑着场面，连提问和论争都基本是在自己人之间打“内战”。看着大家用或流畅或生涩的英文在那里吃力地讨论着与中国相关的学术问题，我不但没有些许中国学术走向国际化的感觉，倒是觉得真正中国的学理问题已经悄悄地从背后溜走了。更有甚者，一篇不知怎么凑成的讲稿，同样的题目和内容，竟有人今天在这个大学讲一回，明天在那个国家报告一通，说来说去都是那几句话。我曾经有幸于十年前在香港的某学术会听过某翁谈中国的天人合一观，十年后在欧洲某国再次听这位先生讲同样的题目，竟然连字句都毫无更改。根据该翁走过的国家算一算，十年来同样的题目他大概讲过不下十次吧，这讲义的含金量之高，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就我个人所见所闻，在西方大学里，一般讨论班的课程，如果是涉及到相关国家的内容和问题，任课的教授都喜欢把在本校访问或学习的该国学者甚至研究生请到班上来谈谈，无非是让学生有更直观地认识和了解相关知识的机会。美其名曰讲座，其实就是帮教授上课。就他们的课程教学而言，可以说是一桩再普通不过的事情，是一种因地制宜的学术资源借用。至于怎样确定邀请的对象，一般并无特别的要求，只要是那个国家的学人就成。说得好听点是交流，说得不好听点就是替人免费打工，也就好比你在国内的课堂上发了个言或者讲了半节课，实在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如果连这样的事也成了所谓为国夺标的光荣事迹和谋取名位的资本的话，也实在有点让人啼笑皆非了。但偏偏一帮子急于“国际化”的中国学人很有一套弱信息，强处理的招数，从国外销到国内，聊天变成了上课，辅导变成了讲学，讨论班上发个言竟变成了学术报告，于是在国内学界众人眼中，有些人也就摇身一变成了国际级的学术大腕了。
有时候我也真的感觉纳闷，这样一个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讲学怪圈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我想如果将这样的问题去问那些成功者，他一定不会告诉你真实的情形，因为这是他的商业秘密。于是只能自个儿琢磨去。日子长了，也就能看出一些门道。其实，这当中的诀窍说秘密也不秘密，也和做生意一样，首先需要一定的投资。先要瞄好一两个在国外行情看好的洋人学者，主动与其联络，然后，或者邀请其来华讲学，或者将其某一部著作翻译成汉语出版。这样的事情在急于改革开放的中国还是比较好办的，既容易得到校方的支持，以教学科研的名目用公费去办理，主要的工作也可以利用学生的课程劳动去实现。这一步是至关紧要的，一定要做好。一旦有了交换的资本，剩下的事情就比较顺理成章了，唯一的问题是必须脸皮厚一点，胆子大一点才成。再说啦，外国人也是人，外国的学者也不见得个个都是凭真本事换名利，外国的学术界也不尽都是正人君子，校园里面的学术交易做起来往往是不分中外的，一般讲，国际机票、食宿交通、讲学报酬什么的，都不会让邀请者自掏腰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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