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5期
权力与权利的辩证
作者：钱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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瀣合作，都背离了制衡的基本精神。
笔者认为，由这四方面来看，《联邦论》其实代表着一种比较成熟、比较踏实的政治文化。中文世界的人，在努力摆脱子民身份、追求公民权利的过程里，似乎也应该设法吸取本书相当不同的经验与视角。
五
可是不容讳言，《联邦论》也确实倾向于保守——毕竟，1787年齐集费城的那批制宪者，尽是白种的大地主男性家长，乃是不争的事实。不过这里所谓的“保守”，撇开十八世纪与二十世纪的当然差异不谈，撇开流行的政治正确台词不谈，还有一层特别的意思值得说明，也值得作为这篇文章的结语。笔者认为，这本经典的保守性格，主要不是来自于它的政治哲学，或者有关政治价值的信念，而是由它所处理的主题——政治权力——的性质所决定的。照自由主义传统的观点，所有的宪法(即使它是革命的产物)都应是一套保守性格的文件，因为宪法的一个主要功能，原本便是节制权力、防堵权力为恶，而不是助长权力、协助权力成就伟大的事业。权力本质上是一种压迫性、扩张性的事物，因此它有其内在的危险性；这个事实，不是权力所可能达成的目标之迫切或者崇高所能掩饰的。
有趣的是，这个基本的想法，丝毫不妨碍本书的作者们盛赞自己在费城完成的制宪事业，自诩为“神意的安排”、“人类的榜样”。制度本身的谨慎保守、相对于这套制度所引发的庄严使命感，生动呈现了政治领域里的“伟大成就”如何定义的问题。在近代世界，由于政治所能集结的集体力量，远远超过了其他途径(宗教一度曾经有这种能力)所能，对于无数个人命运的操弄，程度也高于其他活动，政治已俨然成为当代生活的核心，社会由它来划界线，个人身份由它来定范畴，共同体的目标由它来下定义，连真、善、美的标准，似乎也需要政治力的品题。这种情况下，藉政治达成最高的人类成就，毋乃是极为正常的期待?
《联邦论》始终企图避开对于政治的这种期待。它明白指出，政治的目标，主要是建立一套公平、自由的制度。至于成员的幸福、民族的使命，乃至于物质的充实、道德的提升，虽然都有一定的价值，因此它在行文时也都不忘提及，却显然不是政治的真正关怀所在。除了维护国家安全与个人权利，政治没有其他更重要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设计宪政体制，而能成全国家的充分权力与个人的完整权利，岂非就是政治的最高成就?
钱永祥，学者，现居台北。主要著作有《“我总是活在表层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