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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01年第1期

漂浮的感觉

作者:陈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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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我要的自由生活,现在有了,每天几点起床,是我私人的事。单位、工资、人事关系、医疗劳动社会保险干部身份及其它,人所应有的,我都没有。为了一份我想象中的自由生活,我放弃了一切,留下了自己,我独立了,一心要当自由作家。不错,是作家,不是撰稿人,自由撰稿人受市场管制,而我只想让自己管自己,自己决定写什么和怎么写。
  我迫不及待地将好消息发布出去:我在家上班。很快我发现我犯了一个错误。人们在纷纷表示了惊诧、疑惧与失望之后,既不安又同情地问: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在家上班呀。我说。人们唯有在我看不见的电话那边摇头了。个别关心的,免不了再问:那么,谁来养活你?我的意思是说,你有爱人了吗?
  就这样,我没有爱人,那又有什么关系?
   我要努力养活自己,岂止如此,我心中充满了理想者的信念,我想成为一个我想成为的作家。
  我和父亲去中山图书馆,去广州图书馆,我们去抄录投稿地址。
   2
   电脑是我唯一的朋友。虽然我总是笨手笨脚的。我每天与我的朋友一块,我并不吝惜汗水与精力,我也不吝惜邮票与信封,我连刮风下雨都不怕,甚至我最畏惧的雷电交加的午后,我还是出去寄稿。
  不管我出去还是回来,迎送我的永远是父亲和母亲忧心忡忡的目光,目光里层层叠叠的叹息以及欲说还休的千言万语,我都懂,我总是笑笑,说:没事,我会成功的。
  我所说的成功,不过是将那些稿件变成稿费。我要吃饭,我总不能在二十九岁的时候,将爸和妈的安乐茶饭搅浑,他们奋斗了大半辈子挣来的清茶淡饭,我没有理由餮饕。是的,我的心灵哭泣了半年,我的身体被病痛折磨了半年,这一天,我忽然从里到外都好了,那是另一种生活在召唤。
  的确我过上了一种无着无落的生活,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写出来的东西什么也不能见证,寄出去的信稿如泥牛入海,越是泥牛入海就越是要写,写好了再寄,再次面临泥牛入海。我又把一批稿件发出去了,近至本市本区,远至边陲海外,我想,我该不是又把一批失败邮递出去了吧,会有人体察到这些文字以及写这文字的人怀着如何的痴望吗?我这样想是因为我的自由生涯开始之后,竟一次也没有成功。从前我是意识不到生活就是吃饭这样简单,几乎是一码事。从前的我把目光投向云山雾海,唯独看不见米饭。
  
  3
  
  满世界的女子都爱做梦,说梦,即便已韶华不再;然而都口说而已,心里向往而已,甚少有人会傻到去实践。追梦如同追风一样不切实际。我还是要追风。
  想吃饭,就丢开你的那些纯文学,自由撰稿人可不是你这样干的!自由撰稿人过得都挺滋润的!有位编辑受不了,苦口婆心地劝我。我明白,因为阮囊羞涩的日子我也受不了。不过,我还是快乐的,我说,快乐就是痛苦,就像水底的天,天上的水一样。
  我还是常常提着重重的邮包去邮所,并有了经验。是印刷品吗?邮所的女人问我。我的心飞快地跳起来,就像跳绳,我说,是的。她就盯了我一眼,嘶啦一下将那个厚大信封扯开了,我的小说,散文,还有诗,掉了一地,哭了一地。女人宽宏大度地笑起来:我就知道不是。她一连扯掉我十个大信封,又说:好了,先买十个标准信封,重写。
  人很多,没好意思哭,我的心就偷着哭,十个大信封就是十元,每个大信封加稿件重二百克,每二百克就是六元,统共二千克的稿件,也许只有二百一四百克会被某个仁慈的编辑压在案头,考虑留用。即使二百克我也没有把握,因为我至今都没有成功。
  这个夏天是没完没了的雷雨,我摔了一跤,一身泥泞地敲开了家门。等母亲认出是我,她几乎站立不稳。我笑笑说:没事。说着我的眼泪就夺眶而出,母亲的眼泪也夺眶而出。母亲说:女儿啊,不要再写了,人家不要!女儿啊,还当回你的记者去,到处都抢着发你的稿,整天打电话来约你的稿,记得不?
  我说妈,不是这回事。妈说就这回事。父亲罕见地支持母亲,说:我早讲过,人没有单位是不行的。人要依靠组织。
  父亲闷闷不乐的,父亲生我的气,父亲就像个孩子。
  
  4
  
  日子变得愁惨而微妙。家就成了一个笼子。每天在写,每天在一分一厘地计算那些文字的篇幅。电话与来信都少了,我也不在乎。偶有电话来,不是让我去写房地产,就是去策划化妆品,我就拒绝。
  我只想与一些读我文字的文学编辑说说话,但编辑们无一例外都很忙,永不复信。曾经,我为许多自由撰稿人编发过来稿,而现在,有谁要我的稿吗?
  终于是一下子接到了很多邀请,人们好像又一窝蜂地想起了我:结婚请柬、笔会通知、作协旅游活动、文联的义务采访日程表、某杂志的改版征订……可是我没有“经费”。我的字典里已没有“消费”这个词。我甚至想卖掉衣橱里几套缤纷的时装去赴会。
  终于也来了不少电话,都是经年不见的朋友。好吗?我说好的。还在老地方?(迟疑地)我说是的,还写书?我说写的。卖得怎么样?我说还行。请原谅我不敢说我在家上班。请原谅我不敢说我的书根本就没有拿去卖过。
  我每天的活动路线都是家——邮局——信箱——家。我走在街上,呼吸着,头顶烈日,我是如此地行走着,究竟为了什么?那些高高盘旋在城市半空的立交桥是为了什么?那些在花草水湄间低低地飞来飞去的红蜻蜓又为了什么?
  白天,想着,头脑一片空白,每想一句话转身就忘个干净。夜晚,躺在床上,只祈祷一件事:让我入睡。却还是失眠,失眠的人还有母亲。
  午夜的洒水车来了,我和母亲一起在阳台听洒水车的音乐,听着听着,走神了,母亲叹息:女儿啊,想不到记者也下岗,你可是满书柜的获奖证书啊,你有编辑职称啊!女儿啊,你也老大不小了,连单位也没有,嫁谁?我就很内疚,也很不耐烦,我说妈,不是这回事。我喜欢这样。
  
  5
  
  我没有自己的文学观。不过,我有自己的喜好与偏爱。从前的我是不屑“私人写作”的,而现在,我做的正是这样一件事,文学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明知写了也不一定能发表,还是要写,不是为自己写又是为谁?当然,现在写作对我而言是两重意思,一是为米饭而写,一是为文学而写,也即为自己而写。
  一直写,就像一种跋涉,也累,也快乐,并不能停顿。好像没有一种工作是这样的,过程很满足,而结果却很失落,因为我一直挣不来米饭。有时我觉得我都走不动了,已到达悬崖的边缘,壁立千仞,我快支持不住了。
  入间烟火熏染出众多凡夫俗子,我从前把自己除外,现在我自己主动回来了。家下面的街,一到黄昏就拉开灯光夜市的帷幕,平凡人的苦痛与欢乐在那里浮沉,那些苦痛往往还超乎了人的想象。摆摊的小贩们喊得声嘶力竭,所卖杂物不过数十元,一有城监过来,即落荒而逃。
  我对着电脑写作,他们落荒而逃的脚步声,以及争位置抢生意的哭泣声与吵架声,声声入耳,我没有资格嘲笑那些哭泣,相反,我只想一同哭泣:我也不敢指责那些叫骂欠缺斯文,相反,我的心酸得很,痛得很,就像生活的鞭子打在我的身上。贫富是一种合理,然而贫富的机会并不尽合理。不是所有的财富都值得赞美,不是所有的清贫都可以嘲弄。
  我感到温暖,我们都是为了一碗米饭。
  
  6
  
  有杂志或报社的电话,妈就很紧张,也很兴奋,妈的嗓门大,却偏要压低,拎起话筒,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是送上一叠声的感谢,之后忐忑不安地问:稿件能用上吗?对,是我的女儿!
  接下来又是一叠声的感谢,让我特难为情。然而,我的米饭终究是来了。举着那张稿费单,我热泪几欲盈眶。
  稿费只有八十元。我对妈说:我可以交给你五十。母亲感动了,眼眶飞快地红起来,却无比安慰地笑着。妈其实见过世面,从前我拿的几千稿费,妈也认为理所当然,从前的我每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车马费也不止八十。
  妈说:妈不要你的钱,女儿啊,妈只要你高兴。
  我去邮局,这一次不是为了寄稿,而是取款,取我作为自由职业者的第一笔稿费。我的心情,比十年前第一次获奖还要激动,那是我的散文处女作,我的第一次投稿。
  等着,惴惴不安。邮局的女人将我的身份证和汇款单一起扔了出来,说:“慧儒”是谁?名字不对。
  我说这是笔名。笔名也不行,她干脆地说,得单位盖章。
  可是!
  难道你没有单位?!至少也得街道。
  我连我属于哪街哪道都不清楚。
  有那么一刻,我不知道自己是谁。
  
  陈惠如,作家,现居广州。曾发表小说散文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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