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4期
略论道德市场经济
作者：韩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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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就是最愚蠢了，又不是我要让他们生，让他们养，他们当年寻欢作乐，生出来让我在这个世界受罪，还想让我赡养他们，没门。但是，这样彻底的自私者恐怕比彻底的无私者还少。现实的绝大多数人其实是既有利己性，也有利他性。当社会风气向善时，利己成分会减少；当社会风气向恶时，利他成分会减少。我们今天社会绝大多数人的自私，实际上与市场经济的“劣币驱逐良币”有极大关系。
那么不要市场经济行不行?看来一时也不行。虽然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来说是弱肉强食经济，但至少还给了弱者以反抗、挣扎的自由和权利。如果计划经济与利己主义相结合形成官僚经济，弱者连这个反抗的权利都没有，对道德的打击也更加沉重。另外，计划经济的决策是单一中心的，而市场经济的决策则具有自主、多中心的特点。在经济人假设下，单一中心决策容易成为独裁；而多中心决策容易浪费资源。在道德人假设下，单一中心决策权力仍然过于集中，不利于培养公民道德主动性；而多中心决策则可以成为多中心间的协调决策，有利于发扬民主，培养道德主动性。也就是说，如果将市场机制的利己动力替换成利他动力，则市场决策将更有利于民主和道德。
现实计划经济的最终失败，归根结底是因为自私因素在计划体制内的积累膨胀，即官僚化。在全社会内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没有根本变革的情况下，靠一部分政党精英贸然实行全局性计划经济，必然会导致计划与自由、公平与效率的两难。事实上，北欧福利国家尽管并未实行计划经济，但由于经济生活中大量环节受控制，干多干少差不多，干预不干差不多，亦已有些道德素质较低的公民趁机搭便车，也有人抱怨个人生活不自由。至八十年代后，这些情形成为右派反攻的极好借口。福利社会正面临着考验。
一个社会能在多大程度上对市场经济进行调节，或者多大程度上能实行计划经济，取决于该社会道德资源的数量与质量，也取决于具备高道德素养者在经济调节或控制中的地位。以我们现存的道德资源，不足以支撑计划经济的运转——即使是民主的计划经济，而只能对市场经济进行调节和控制。这正是在中国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的合理性。问题是，我们从计划崇拜一下子走到了市场崇拜，对市场经济内在的弱肉强食倾向不加限制，对市场逼良为娼的道德破坏作用不加提防，对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弱者地位缺乏清醒认识，因而导致了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泛滥成灾。更严重的问题是，肩负市场调控责任的政府部门某些官员并不总是具备相应的道德素质，有些人反而常常利用职权与市场力量相互勾结，推波助澜，使弱势群体的利益受到更大侵害。如果说以前是官僚计划经济的话，那么现在某些地方也许可以称作是官僚市场经济。
有意思的是，在西方社会，道德资源的配置也挺符合市场机制。当道德资源十分稀缺时，这部分资源就会自动收缩到能产生最大效益的思想和政治领域，对市场力量起有限的牵制平衡作用，例如倡导制定若干防止强者过度剥夺弱者的机制，迫使强者公开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程度，或者允许弱者集体谈判，减少力量不对称，等等。我想，这就是西方精英主义的根源吧。
机制与道德
还在十九世纪末期，当洋务运动失败、马关条约签订之际，中国的知识分子翘首西望，寻求国家繁荣昌盛、长治久安之道，就已经看到了多党竞争、三权分立、新闻自由、保障公民基本政治权利这一套政治制度。于是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革命家和知识分子奔走呼号，倡议民主，推翻了大清王朝。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主持制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把这套政治制度搬到了中国。然而，中国政治文化崇尚实力政治，临时约法很快被袁世凯扔到一旁，议员们也都被袁氏威逼利诱收服，随后袁氏称帝，军阀混战。孙中山等人只是做了一次知识分子的民主梦。由此可见，民主制度既需要一个各派实力相当的政治格局，又需要有与民主制度相配套的民主和法治的政治文化。当矛盾冲突激化时，冲突各方不诉诸武力，而诉诸宪法，方能确立宪法的神圣地位。文化就包含了道德约束，就与赤裸裸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相区别。拥有武力而不诉诸武力，对于强势方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道德约束。因此，西方并非只有机制，没有道德。在西方政治机制的形成、维护、执行和改善过程中，都渗透着尊重民主与法制的文化与道德。从先后顺序上来说，是文化和道德在先，政治机制在后。五四时期倡导德先生、赛先生的重大意义也正在于此。
然而，五四以后中国社会激烈的内外矛盾容不得纸上谈兵，崇尚实力的统治阶级政治文化逼得被压迫者在枪杆子里寻找出路。“文革”结束后，中国知识分子痛定思痛，重新寻求民主与法治之路。但是由于“文革”过于强调道德，反思“文革”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怕人人都是流氓，就怕没有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一套完善的政治机制虽然不能使社会达到最优，却可以防范社会变得最坏，虽然不利于道德高尚的领袖施展才能，却能够防范坏人作恶。这样的经济机制是市场经济，而这样的政治机制便是民主与法治。
应该说，这一共识的历史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一旦这一共识被推向极端，大家都相信“恶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则又会落入新的历史误区，又会被迫付出新的历史代价。其实，人们在思考社会历史时，总是不知不觉把自己的经验、阅历、知识和道德作为参照系。在思想解放运动初期，思考者的道德水准还普遍比现在高。在他们所设想的民主与法治的政治机制中，当事人既有好人，也有坏人，更有像“自己”这样的人，只要有社会平均道德水平，就可以形成相互制约，共同保证社会的良性发展。从这个意义上，道德似乎的确是无关紧要的。于是，全国上下响彻了“以法治国”的呼声，道德建设则被当作“极左”、僵化扔进了历史垃圾堆。然而，二十多年后人们却发现，虽然人们的人身自由有了法律保障，言论空间也有所扩大，无法可依的现象减少了，法治意识增强了，但道德却沦丧了。其结果是，在一些地区，相互牵制变成了层层合谋，合谋贪污，合谋受贿，合谋走私，合谋消赃灭迹，合谋分享利益。机制非但没有阻止最坏的事情发生，反而使最坏的事情不断蔓延。有人可能会说，这还是机制不健全。如果两党竞争，如果三权分立，如果新闻自由，那么贪污腐败现象就会受到阻遏。但是，这仍然以各党、各派、各机构和舆论界有健康力量为前提。否则，为什么就不可能出现两党合谋，三权合谋，新闻记者傍权力、傍大款现象呢?美国十九世纪后期被马克·吐温嘲弄为“镀金时代”，两党政治沦落为臭名昭著的“分肥政治”，官商不分，以权谋私，贿赂公行，平衡、制约和监督机制形同摆设。解决“分肥政治”的，是一批有社会良心的记者、作家，是社会进步运动。如果彻底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那么社会批评家的最聪明策略是狐假虎威，靠着更高一层的权力批评下层权力，既博得掌声，又博得金钱。这正是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