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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01年第4期

留下的只有尊严

作者:王力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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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梅娘已经二十多年,但我一直是作为晚辈与她接触。我见梅娘的第一面是在北京东四流水巷她家。那是1979年,她当时不到六十岁,命运刚刚从低谷中走出,神情焕发。在那间祖孙三代挤在一起的小屋里,我记得她开玩笑说她女儿柳青“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后来我逐渐了解了她的生活,觉得这话也算得上她自己命运的写照。不过这里我并不想重复她的苦难,二十年来对她的报道主要集中于她经历的苦难,似乎苦难成了一个“卖点”。她对此并不满意。这一点我很理解,因为苦难是外加的,不是她自己。看那些苦难,只能看到时代对人的摧残,以及人在权力面前的渺小。写一个人的苦难并不是写一个人,甚至可能掩盖一个人。
  不过要我去写梅娘的内心世界,我同样没有那个能力。我们毕竟相隔一个时代,我们之间一直保持中国传统两代人的那种距离。我只是从一个晚辈角度观察她,恰好我母亲跟她也颇有相似之处,尤其是她们现在都面临如何选择归宿的问题——也许这可以作为我思考梅娘的一个切入点。
  梅娘曾有三个孩子,其中两个在花季夭折,只剩下女儿柳青。八十年代末柳青移居北美,现在有一个相当富裕的生活环境。她一直希望把梅娘接去颐养天年,除了是孝心,也是一种必要的安排。人老了,总得有人照顾,甚至到一定时候,身边根本就离不开人。那不是雇一个保姆能承担的,也不是进养老院能解决的。因为人越到衰弱的时候,越需要爱心和责任心的陪伴,而除了儿女,谁能真有那份爱心和责任心?
  梅娘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她去了北美几次都无法长住下去,总是不久就重新回到北京白石桥路边上的狭小居室。这件事情成了她女儿的一个心病,眼看着母亲越来越老,身体越来越差,将来应该怎样安顿?
  七十年代搞过一阵“批林批孔”,我在那时才听到孔子曾经说过一句“父母在,不远游”,当时被作为一种儒家学说进行大批判。我记得在群众批判时,批这句话的人最多。可能是因为比起孔子其他估屈聱牙的文字,这话直白好懂,工农兵容易理解。然而我当时却心存疑虑,父母在和远游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大名鼎鼎的孔老二说出这么一句大白话,难道真算得上学说?
  我那时对此不能领会,是因为时代已经与孔子的时代不同,比如说有了电话、电报、火车、汽车,即使远游到千里之外,父母有事也可以马上知道和赶回,耽误不了什么。而孔子时代人一走出去就断了音信,杜甫感叹“彼此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何况隔上几千里。以那时的人力或畜力交通,即使往家赶,时间的漫长也可想而知。因此那时的儿女尽孝道,不远游就成了一个前提。远游在外,不要说增加父母的精神负担(儿行千里母担忧),一旦父母有病或遇到大的问题,既无法得知也无法尽快赶回。至于日常该尽的孝道就更提不上了。
  历史轮回到今天,孔子时代的问题又重新出现。我真正理解“父母在,不远游”也就是最近几年——当我这一代人真正面临给老辈养老送终的问题时。对这个时代来说,古代那种想方设法让老人保持心情愉快的日常尽孝早成为历史陈迹,所谓的孝道已经简化成当老人遇到困难时能够去帮助解决。梅娘今年已经八十有一,一直独立生活,全是自己照顾自己。她内心是否有对传统时代那种儿女在身边随时伺候的需要,我不得而知,她表现在外的完全是独立自主,决不拖累别人,哪怕是自己的子女。在这一点上,我母亲也是一样。就此而言,她们这一代人已经与传统中国的家观念决裂。然而不管她们在精神上怎么升华,肉体还是逃不出人间规律,衰老不可避免,力量也越来越弱,她们终归要依靠别人。
  这时子女是否“远游”,就又显出了孔子时代的意义,因为今天的远游和“批林批孔”时代的“远游”已经不一样,反倒和孔子时代重新有些相象。虽然今天的信息和交通都达到前所未有的能力,但正是这种能力也使人的“远游”随之不断地扩张。今日的“远游”不再是隔山岳,而是隔大洋;不是骑马或火车能企及的距离,而是地球另一端;不是买张车票就可以走,而是有签证、入境等重重障碍;还有公司、家庭、假期……子女一旦“远游”到了这种程度,即使信息相通,然而除了父母“病危”赶回来见最后一面,平时只能靠电话或汇款保持一种虚拟的信息关系,几乎帮不上父母什么了。
  环顾周围有很多这样的家庭,成年的子女在国外,衰老的父母在国内。这样的家庭都存在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父母怎么办?子女已经在国外扎根,家庭、孩子、工作、社会保险等等像一道道绳索绑住了他们,使他们再不可能像田园诗描写的游子还乡,回到父母身边。如果他们仍然保持着孝心,能选择的最好方式,只有把父母接到自己身边,也就是通过让父母“远游”,来解决由于自己“远游”造成的问题。梅娘的女儿柳青在自己家的房子里面,专门给梅娘修了一套独立单元,门户相通又可以自成一体,使她既能保持清净和独立,又能随时受到照顾,应该说是费了不少心思,想得也相当周到。
  然而梅娘无法在那里定居,总是住一段就坚持要回中国。不光是梅娘一个人这样,我和我弟弟做了能想到的各种安排,希望母亲定居美国的弟弟家,她同样也是呆不住。深入地看,这不是一个只涉及个人脾性的孤立现象,而是一种时代变迁的折射。
  梅娘那一代新女性是中国妇女走上追求解放道路的先锋。对于中国妇女,解放的含义首先是冲破传统家庭的桎梏,不再充当家庭和男人的附庸,不再为家庭和男人而活,而是要成为独立自主的个人,去追求个性与个人情感的满足。新女性对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进行了强烈控诉,将其视为专门压迫女人的吃人礼教。她们勇敢地抨击并反叛传统家族,挣脱被她们视为女人牢笼的家庭,走上社会,与各种来自传统的压力抗争,奋不顾身地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在梅娘的早期小说中,从年轻女性角度对旧家族的控诉和对新生活的追求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梅娘那代新女性的出现和存在,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篇章,也是我们回首那个动乱苦难的年代,所能看到的美丽亮色之一。
  如果中国妇女的解放是由梅娘那样的新女性自己来追求,过程会漫长很多,能实现到什么程度也是未定之数,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不会以彻底摧毁“家文化”为最终目标,也不会导致“家文化”彻底毁灭的最终结果。因为女性无论如何追求个性的自主和满足,她们也是天生以家庭为中心的,视爱情和家庭超过其他目标。她们原本的反抗只是针对腐败的传统家族文化,那种文化要求的是女性牺牲自己去满足男性。新女性不是不要家庭,只是要自己在家庭中的权利,是要求以感情而不是以其他为家庭的基础。
  但是中国的妇女解放尚在幼苗状态时就被社会革命的风暴席卷,身不由己地被拔出了自己的土壤。表面看,那场社会革命的方向和新女性的理想一致,破除夫权、族权,妇女受教育和参加工作,妇女能顶半边天。新女性在开始阶段欢欣鼓舞,久已盼望的美好时代似乎已经降临,而且远比她们所能想象的要更快,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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