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4期
烂酒（小说）
作者：钟 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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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三重新介入我的生活，已是二十年之后的事情。
卢三那时已当上柯梅村委会主任，与我所在的糖厂相距二十几公里，十天半月难见上一面，毕竟我们各自的职业风马牛不相及，即便二十年前我们曾经有过两年的同窗情谊，见了面除了叙叙旧，拉拉家常，没有更多的话题可谈。不曾想，后来我和卢三曾有过一段频繁的接触，以致我的生活秩序几乎因此完全被打乱。
我与卢三的接触始于我的主动。
一天，县里主管工业的朱副县长和主管农业的吴副县长一同到糖厂来找我，他们说，小钟啊，你这个厂长怎么当的，都投产快两年了，还留下这么一个种蔗专业户，怎么老不解决呀?
我一时听不明白，愣了愣。
朱副县长说，你愣什么，就是那个柯梅村嘛。一株甘蔗也不种，搞什么名堂?空着土地不说，还懒坏了人。那个村子属于你管的蔗区，你不要置之不理，农务是糖厂的第一车间嘛，种蔗的事你也要管，而且要管好！
种蔗的事历来归农口管，乡镇长直接在下面抓，糖厂只安排砍运计划，所谓“农务是糖厂的第一车间”，指的便是糖厂与蔗农在砍运方面的配合。想必是主管农业的各级领导都在柯梅村那里碰了钉子，无奈之下，把工业方面的领导也拉出来助阵。
两位副县长都出马了，表明这项任务非同小可。于是，我在处理毕糖厂公务之余，几乎每周总要抽出一两天赶赴柯梅村，决意要让它附近荒芜的土地都变成葱茏的蔗海。
记得第一回，中午就同卢三通了电话，他在电话里头一个劲地说：你来吧，你来吧，我什么时候都在家，在家等你！
凭着他这句话，进村时又恰是中午歇工时分，我也就直奔卢三家。1986年的柯梅村已经开辟了街道，一横一竖呈十字状，把全村分割成四个四分之一的区域。东西南北四个路口替代原先四个隐伏于芒草丛中的小路口，接通了村外的公路，这种变化，卢三称之为“全方位开放”。我发现村里很难见到茅屋了，即便有也显得不伦不类：泥巴抹的墙，却用水泥瓦盖顶，也有用琉璃瓦盖顶的，绿莹莹的和树荫融为一体。唯一不变的是全村所有的酸梅树上仍悬挂着咸鱼，只是大小不一，品种繁多。也许因为村里开辟了街道，拓展了气流疏散的空间，咸鱼气味闻起来没有先前那么浓烈了。卢三曾指着树上的咸鱼向我侃侃而谈：“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民族传统里面也有优秀的东西，当然要保留要弘扬！”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卢三说这话时含着一丝自嘲的味道，甚至有一点儿心虚。自嘲什么呢?嘲笑自己低能无法说服村人与这种龌龊的习俗决裂，或是嘲笑自己面对外人的疑惑无法用科学的道理解释这种现象的合理与否——卢三只读到初中毕业，后来拿过一个县党校半年培训班的结业证。或者，卢三从来就对这种咸鱼与酸梅共长于树荫下的合理性抱有天经地义、无可置疑的态度。只是当外人进村时总是经受不住咸鱼气味的侵袭，又是皱眉又是吐口水时难免不感到心虚。自从有史以来柯梅村人不曾干过农活，总是靠天吃饭。只要太阳不灭，露珠滚动，红薯长于地底下几许深，稻谷如何除壳变成大米一概不知道，饿急了就到邻村晒谷场边虎视眈眈被当成小偷驱逐。一户姓高人家的姑娘，为了两只烤红薯，居然同邻村一位守田的花脸汉子在薯地里野合，被岛西人笑话了很长的时日。
当我来到卢三的家时，卢三还没有回来。厅堂里正开着一部18衙彩电，啸着尖利的音乐。厅的一角摆着一张竹床，岛西人到了夏季常将此种竹床置于树荫下乘凉。屋子里烟雾朦胧，呛人鼻眼。只见三个后生坐非坐，躺非躺地窝在竹床上打扑克，穿着虽平平，嘴里叼的香烟却为进口货，有“555”，也有“万宝路”。
我朝他们问道，你们的卢主任不在家吗?
三人中只有一个许久才抬起头来瞟了我一眼，不屑地说：“不在！”然后拿起遥控器朝电视机一瞅，换了个频道。也不看电视，又埋头甩扑克。
我又问：“你们的卢主任在哪儿?”
片刻，一个蓄着胡子的年轻人扭转头瞅了我一眼，说：“你们哪来的?”
我说是从糖厂来的，有公事找你们卢主任。
“啊?是拿糖来换酸梅的吧?”说着他便下了床，从地上拿起一双布满皱纹、变了形的皮鞋套住自己黧黑的脚，然后领我们去找卢主任。
出了门，他便凑到我的耳畔很神秘地说：“老板，卢主任在办公室陪客人……嗯，我们库存的酸梅是最后一批了，你再迟两天就没货了……嗯，我和卢主任是亲戚，我可以同他说，把价钱压压，不过，事成之后……”他没有说完，只是伸出食指和中指，像一只夹着钞票的钳子往自己的上衣口袋里捅了捅。
我不置可否地笑笑，接过他递来的一支“555”很笨拙地抽将起来。
我们一行随同后生走进村委会办公室。我发现这个办公室简陋得难以用言辞来描述，三张木制办公桌摆成品字形，没有玻璃压板，桌面上尽是用小刀凿划出的坑坑洼洼和各种几何图形，活脱脱如木砧板。用铁丝固定着脚腿的几张椅子歪歪扭扭地支楞着，很像是从小学危房里拎来的废品。如果光凭印象，这儿便是理所当然的扶贫对象。眼下，卢三正和一伙人围着火锅吃得五官扭曲，一个个不住地张口呵热气。办公室门口狼藉着五六个空酒瓶，被带路的后生用脚掌左拨右挡才拨至门后。
卢三已喝得舌头僵直，他扁扁平平的宽阔面膛，紫红得像喷着火焰。他瞪着我半天才搅出一句：“你……你怎么现在才来，再迟了连汤水也喝……喝不上啦！”
我说你真是混蛋，说在家等我怎就跑到办公室喝酒了?
卢三闭着眼干了一杯，把杯子重重地叩在餐桌上，手指着我说：“你……你说什么，……家就是办公室，办公室就是家呀！”
我知道我今天算是白来了，面对这位已喝得晕天旋地的老同学、一村之长，还能谈出什么结果来。 我只好告辞。 后来我又两次到柯梅村找卢三谈过关于种植甘蔗的事。我同他谈得好苦。卢三总是以模棱两可的口吻搪塞我，一会儿说种蔗和种酸梅树收益相差无几，也许种树对村民来说轻车熟路更易于接受；一会儿又说那糖蔗含酸太重，和酸梅树林是同类项，同性排斥，弄不好把全村人的生命树都克死了，谁承担得起。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搬来这套理论，令人哭笑不得。
不管我如何鼓动，说了许许多多的关于种蔗致富的理由，譬如糖厂是现成的，柯梅村有的是劳力和土地，种糖蔗可当年收益等等，卢三一概听不进去。不仅如此，他还反过来煽动我，让糖厂出资和他们村联营，搞什么酸梅汁加工，一定可以创出像“椰子汁”那样的名牌产品，何愁不能致富。
卢三每每说及他的这一设想时，都透出一种难抑的自豪感，响亮的嗓门喊得满树的酸梅果子摇摇晃晃。我知道卢三一门心思扑在他的摇钱树上，进入八十年代以后，酸梅果是越来越受市场青睐，价格一年一个样，连外省的客户也远道接踵找上门来订货，卢三哪里还瞧得起既费时又费力的糖蔗种植。
我把情况向县里作了汇报，县长们连连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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