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5期
县委书记的特殊经历（下）（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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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成立革命委员会，支左委员会就撤消(销)了。原先支左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就做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
当时毛主席有“最新指示”，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班子，要搞“三结合”。这“三结合”就是“军、干、群”三结合。“军”是支左的军代表，“干”是“解放”出来的原领导干部，“群”是造反派中推出的群众代表。要搞这样的三结合，在武定，就有过“火线亮相，解放干部”的活动。
由支左委员会主持，造反派们要县里的中层干部都来揭发批判我们旧县委过去所执行的资反路线，他们强调，这样的揭批要敢于面对面。当时流行着一句好像是林彪说的话，要敢于刺刀见红。
印象深的是有一个干部指着我的鼻子说我就是看不起群众。这个干部的名字我偏偏记不起来了。他说我们总以为自己就是诸葛亮，而群众是阿斗。我在开展学习焦裕录(禄)的活动中，说过“龙头咋个摆，龙尾咋个甩”的话，他说，这就是自以为是，是瞧不起群众。他说，你算什么狗屁龙头。然后指着我的鼻子要我表态，是不是狗屁龙头，我就承认，是狗屁龙头。
这时刘加惠出来说我搞特殊化，架子大。他说“不叫你高书记你都不理。”我不服气。说中央发过通知不让这样叫，我在会上说过后，别人都不叫了，就是你要这样叫，我还批评过你。
他还揭发说我搞舍车马、保将帅的花招，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把他抛出去，自己企图蒙混过关。我也顶他，说是群众造反首先起来批判你，群众要求罢你的官，我们还按照政策保护过你。后来造反派们把我喝住，说我态度不老实。
钱绍文原来是县人事科长，后来调县农办当主任。他出来揭发我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候搞瞎指挥，对此我就不回答。这倒不是我认识到我们当时的一些做法确实做错了，而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时，中央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肯定的，我参加革命多年来有一条经验，甚至养成了习惯，那就是和中央保持一致才不会犯错误。所以大家批我对毛主席著作不活学活用，在工作中反对突出政治，搞生产第一，以生产压政治，等等，我都是诚恳地接受的，觉得是自己的政治能力不高，所以过去稀里糊涂地执行了资反路线。对涉及三面红旗这样的原则问题，我觉得还是不说话的好。
武定的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有一天突然通知我们接受批斗。听说是施甸县的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造反派们要给我们敲敲警钟。到会场后我才发现，原来是把我和近城镇的地、富、反、坏、右集中在一起。做了革命委员会人保组副组长的朱占文对大家训话说。你们要规规矩矩，他指着我说，你们的总后台都被打倒了。把我和这些地、富、反、坏、右，即当时所说的“黑五类”编在一起，对我精神上的刺激太大了。
我总觉得，土改是我参加革命以来做过的最有意义的事。土改打倒了地主阶级，消灭了延续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做这事时，我们正年轻，以前所未有的高昂热情和充沛精力投入其中，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可以说正是通过土改，我才真正明白了跟共产党干革命的意义。但是，谁能料到呢?仅仅十多年后，我竟然和这些当年被我们打倒的地富列为一类，成为革命和专政的对象，你想想，我的心中会是个什么滋味?
五
一天下午，我和往常一样到大街上去看大字报，果然有一张新贴的海报，插甸公社的革命群众勒令我当天下午到当地去接受批判。
我打起背包就出发。走到插甸公社，已经下午7点，天擦黑了。公社的炊事员给我热饭吃。这时公社大院里乱作一团。听了一会儿才知道，今天会有“炮派”(即“毛泽东思想炮兵团”)武装从元谋上来，支援武定的“炮派”武斗。武定则是“八派”(即“八二三造反兵团”)占多数。元谋是武定的邻县，那里却是“炮派”掌权。当时县武装部在插甸附近的安德村办了一个全县武装民兵训练班，今晚也要提前解散。这样就可以把武器分散到各地，免得被“炮派”知道了来抢去。
来来往往的人们没有一个来管我，我自已就在会议室的乒乓球桌上打开背包，睡了。到了晚上10点，原县会计辅导站站长傅从志把我叫醒，说是要转移。在路上，傅才告诉我，说是怕我在武斗时和“炮派”合伙，所以才故意说要开批判会，把我从县城骗到乡下来。造反派的想法是，由于外来的“炮派”武装的支持，武定的“炮派”可能会一时得势。因此要避免“炮派”和原来的当权派联合。别的县就有过这样的情况。
我不知道造反派为什么会担心我会和“炮派”联合。其实我当时的心态，是和任何一派都不会合作的。我书读得不多，高小毕业就参加了游击队，没有多少自己的思想，但在革命队伍里多年，懂得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要听党的，听组织的，可以说都形成了习惯。所以尽管毛主席说要支持造反派造反，但现在是造反派中又有派，说不上他们当中哪个才是代表党和组织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我都是不会轻易就和某一派造反派联合的，除非毛主席和党中央下文件说。其中的哪一派是代表党和组织的。
走了15华里，到了那土大队。已经快12点，大队部还有人没睡，在堂屋烤火，那时已临近春节，天气很冷。还没来得及打开背包，又有电话打到大队来，要我和傅再转移到上占良，只好又起来走。
周围的山黑蒙蒙的，天空却很清朗，满天的星星，多数情况都不用手电。路边的草丛和树叶，都结了一层白霜，走着路，也不觉得冷。这样大踏步在冬夜里行军，倒让我想起当年打游击的事来。
又翻山走了30华里路，到天亮时，才到了上占良，就住在上占梁生产队的队长家。
在队长家一共住了八九天，每天交一斤粮票，3毛钱。他家早上吃包谷饭，晚上是包谷苦菜糊，这还是队长家，在全村都还算好的了。即使这样，他家还是每天专门为我做一斤大米饭。我知道他们的意思，我的粮票是可以买到大米的，他们就要让我吃大米。我把大米饭让给小孩子吃。
每天白天，我都参加他们修小水库。我当时40来岁，正当壮年，觉得应当干点体力活。队长和社员也不让我干太重的活。我就和老弱妇幼劳力一起，用锄头平平土。后来钟支书打电话请示县里的造反派，说可以回来了，我也就回去了，回去十多天，就过春节了。
六
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接着就成立了“五七干校”。“五七干校”的名称来源于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在这一指示中，毛主席认为干部下放劳动很有必要。但我想各地纷纷成立干校，主要的目的还是为着安置那些未被结合进革命委员会的“旧人员”。那时造反派称我们为“旧人员”，原来的县委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