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6期
国际文化界反思９·１１事件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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枉杀无辜是不可饶恕的大罪
中东地区著名伊斯兰大学者谢赫尤素夫·加拉达维在9月17日发表声明：尽管我们对美国偏袒以色列一方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政策强烈不满，但是对于纽约世贸大楼和其他机构所遭受的攻击感到心疼。伊斯兰，是宽容的宗教。把人的生命置于很高的地位，视攻击无辜的人民为不可饶恕的大罪，这是《古兰经》所强调的思想：“凡枉杀一人，如杀众人；凡救活一人，如救活众人。”先知穆圣曾在战场上看到一具女尸，对弟子们说：“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杀害妇女。”甚至在两军对抗的战场上，除了面对面向你进攻者外，不许可杀害别人，尤其不许杀害妇女、老人、儿童和在祈祷中的神职人员。在美国发生的这场灾难中，被杀害的多是无力反抗的民众，他们都是些为生计奔忙的人，与政府制定政策的人无关。数以千计的这样的人被杀害了，在伊斯兰教义中属于滔天大罪。如果有穆斯林出来自称是他们的行为，那么，我们将以宗教的名义，否定他们的行为，认定为极大罪恶，应当得到罪有应得的惩罚。我们希望提出一条警告，假如犯罪的元凶被抓捕归案，我们不应当把他们所属的整个民族都认为是罪犯。这些人肯定是少数人，他们不能代表全族和他们的宗教。
这位学者指出：众所周知的俄克拉荷马爆炸事件的肇事者是一名美国基督教徒，他是在个人感情的驱使下犯的罪行；所以，没有人说美国的基督教会、美国人民或基督教世界都是恐怖分子而受到攻击。我曾经在接受电视台采访和大会发育时。听众问我对烈士行为的看法，我每次都回答说，除了在受到侵略和迫害的巴勒斯坦领土以外。任何人都不应该采取烈士行为。因为，除了巴勒斯坦。任何地方的人都还有回旋余地，可以采用其他办法对待面前的敌人。巴勒斯坦的斗争方式不要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古兰经》说；“你们当为主道抵抗进攻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过分，因为真主必定不喜爱过分者。”
(吴 方译)
布什应该成为沙龙第二?
美国著名学者、《现代世界体系》的作者华勒斯坦近期撰文称：在这种我们称作恐怖主义袭击的历史上，9·ll的后果是最灾难性的。在这之前，没有任何袭击曾令大约四千多人死亡。内战以来，美国参加了许多战争：西班牙之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更不用说“小”战争了)，所有战争的实际战斗都发生在边界之外。此次行动发生在纽约和华盛顿的街区的事实构成了对美国人最大的震撼。因此，最大的问题是“为什么”?每个人都说本·拉丹应为这次袭击负责。假设这是正确的，那么本·拉丹以这种袭击希望达到什么目的?他所证明的最明显的事实是：美国，全世界仅有的超级大国、世界上拥有最强大、最尖端的军事硬件的国家，并不能保护其公民免于袭击。很清楚，本·拉丹希望做的事情是表明美国是只纸老虎。
现在让我们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来作一下推理。他们能做什么?美国已经获得外交支持，更多的反击并且几乎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军事行动。但又怎么样呢?美国空军将轰炸谁?阿富汗或伊拉克。那会造成多大损失?已经半毁的阿富汗看来几乎不值得对付。而对于轰炸伊拉克的问题美国由于许多原因有所克制，其中包括不希望有人丧命。事实是美国能做的事并不太多。中央情报局多年来千方百计想刺杀卡斯特罗，而他仍然活得好好的。美国已经找寻本·拉丹多年了，但他仍然好端端地在那儿。美国间谍也许哪天会杀了他，会给许多人以巨大的满足，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美国国内的鹰派说，这一事件证明沙龙(和目前的以色列政府)是正确的：“他们”都是恐怖主义分子，对付他们的办法是激烈的回击。但是迄今为止，对沙龙来说，这并不是很成功。为什么乔治·布什就能使激烈回击更好地发挥作用呢?而且布什能使美国人民愿意付这个代价吗?
另一方面，鸽派逐渐发现很难讲出通过“谈判”就能解决这件事的理由。同谁谈判，以考虑中的哪一个目标?也许，新闻界所称呼的这场“战争”不可能赢也不可能输，而仅仅将继续下去。个人安全丧失的事实现在第一次打击了美国人，但这一点在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早已是事实。潜在的政治焦点不是文明对野蛮。至少我们必须认识到的是：所有各方都认为他们是文明的而另一方是野蛮人，而且这种看法正是一种野蛮。这并不是美国人同阿富汗人或穆斯林或其他任何人的较量，它是关于我们希望建立的世界的不同观点间的斗争。
(江 华译)
“西方”也存在恐怖主义
美国著名学者、《东方主义》的作者萨伊德最近撰文指出：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1993年《文明的冲突》一文，最关切伊斯兰与西方世界的冲突，这种好斗的思想十分倚重资深东方学家柏纳德·路易士1990年的《伊斯兰教徒愤怒的根源》，表露出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这两篇文章，草率地将庞大的群体拟人化为“西方”与“伊斯兰”两大阵营，如将复杂纠葛的身份认同与文化等问题简化成卡通世界。亨廷顿认为西方决策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使西方文明日趋强大，并防御其它——特别是伊斯兰——文明。这种做法却使亨廷顿暴露出他是个拙劣的作家与粗率的思想家。在他的书中，西方对抗世界其他部分(冷战对抗的脱胎换骨)的基本模式并未改变，而且在9·1l恐怖事件之后的论述中，这个模式不断以隐伏与间接的方式出现。这个由一小撮疯狂好战分子精心策划、可怕至极、动机病态的自杀攻击与大规模屠杀，已成为亨廷顿学说的例证。但人们并没有看清事件的本质是：这只是一小撮狂徒为了罪恶目的而挟持了宏大的理念(我在此处是泛用“理念”一词)。然而竟引起了从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到意大利总理贝鲁斯柯尼等国际名流都对伊斯兰的祸害大发议论。后者更援引亨廷顿的概念来大肆宣扬西方的优越感，说“我们”有莫扎特与米开朗琪罗而他们没有。
虽然其破坏性不可同日而语，但大家为什么不看看奥萨玛、本·拉丹及其信徒与大卫教派、盖亚那的吉姆·琼斯牧师或日本奥姆真理教之间的相似性?每一家美国与欧洲的报章杂志都刊登了无数篇社论，来对那些夸大其辞与世界末日的言论推波助澜，煽动“西方”同仇敌忾，却几乎全然不顾复杂的历史背景。美国副国防部长伍夫维兹誓言消灭某些国家，这些独断独行的决策都只是煽动民众集体热情而宣扬好战的言论，妨碍我们去省思、认清现实的处境，以及无数生灵(包括“我们”与“他们”)的休戚与共。在近些年来，伊斯兰教徒在欧洲与美国日渐增加。再看看法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英国、美国甚至瑞典的伊斯兰教徒人口，你就不得不承认，伊斯兰已经不再是僻处于西方世界边缘，而是登堂入室、直抵其核心。为什么伊斯兰在欧美的现状会引来那么大的威胁感?深藏在集体文化中的记忆是第七世纪、历史上第一次阿拉伯/伊斯兰征战，就如历史学家皮瑞尼所说，这场征战永远粉碎了地中海地区的一体性，摧毁了基督教/罗马体系，从而使北方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