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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神话与“国家的衰弱”
作者：［法］皮埃尔·布尔迪厄 著 河 清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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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整天、到处可以听说（主导性论调的力量正源于此）：新自由主义观点无可否定，它已成为公理，别无任何其他选择。这种论调之所以变得如此耳熟寻常，是因为这里面有一场广泛的思想灌输工作。一些记者或普通国民是消极地参与其中，而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是积极参与了这项工作。这种旷日持久、潜移默化的强加，通过浸渗，制造了一种真正的信仰。为反对这种浸渗，我觉得研究者们有事要做。首先，他们可以分析这种论调是如何制造和流布开来。在英国、美国、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著作，非常翔实地描述了这一世界观被制造、发行、灌输的过程。这些著作系统地研究了宣传新自由主义的文章，以及发表这些文章、后来渐渐自命真理在手的杂志，文章作者们的特征，他们聚集一起炮制文章的研讨会等等。这些研究显示了，在英国和法国，知识分子、记者和商人是怎样联手进行了一项持久的工作，将新自由主义观点强行确立为天经地义。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是把所有时代所有国家最经典的保守主义思想假设，罩上经济理性的外衣。
我想例举一项研究，是有关《证据》（Preuves）杂志的角色。这本由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出资的杂志，由一些法国大知识分子扶助，在二十至二十五年间（要使一样东西弄假成真是需要时间的），起初是反潮流，不厌不懈地制造一些观念，使其慢慢变成显然之理。在英国也发生同样的事情。撒切尔主义并不是撒切尔夫人搞出来的，而是被一些知识分子团体长期酝酿出来的。他们以一些大报纸为主要论坛。研究者们首先可以做的，是用大家都能晓懂的形式，传播这些研究成果。
这场强加人心的工作，已开始很久，而今依然在继续。人们可以周期性地看到，每隔几天，就像奇迹一样，在所有法国报纸上就会出现关于美国和英国神奇经济形势的报道，只是各报因在报界立场不同而说法有异。这种寓意上的滴答灌输，受到文字和电视新闻的强有力推促。当然大都是无意识的，因为大部分重复这些言论的人都是真心诚意。这种滴答灌输，造成了极深的影响。正是如此，新自由主义最终显现了“不可避免性”的表象。
一整套预设被强加为不言自明。人们都接受：最大值的增长，生产和竞争性，是人类活动的最终和唯一目的；或者是，经济的力量不可抗拒。再或者，经济界最根本的前提是，人们把经济和社会截然相分，把社会性弃于一旁，像废物一样抛给社会学家们。另一个重要前提，是那套婉转说法的通常用语。我们一翻开报纸，一打开广播，都在吸收这些用语，为之所淹没。比如在法国，人们不再说雇主团体，而是说“国家的活跃力量”。人们不再说解雇，而是说“减脂”，用了一个体育性的类比（一个强劲的身体应该是瘦长的）。为了宣布一个企业将裁员2000人，人们将说“阿尔卡特公司勇敢的社会计划”。还有一系列词意和词组的游戏，如灵活性，柔韧性，非调控化。这些词汇游戏趋于让人们以为，新自由主义是普世解放的讯息。
为反对这种论调，我以为应对其进行分析，试图理解其产生和强行确立的机制。这很重要，但还不够。人们还可以用一些经验事实去驳斥。在法国，国家开始放弃一些社会行动的地盘，结果是各种惊人数量的痛苦。这些痛苦不仅影响那些受到大贫困打击的人。人们还可以指明，造成今天大城市郊区社会问题的，有一个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住房政策。这项政策实施于七十年代（给“个人”施助），导致了一种社会分隔：一边是相当由移民组成的亚无产阶级，他们住在集体性大建筑群里，另一边是有长期工作、稳定工资的工薪者，和小资产阶级。他们住到了用贷款买的单家小楼里，但贷款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限制。这种社会隔离是一项政治措施所造成的。
在美国，可以看到一种国家的二分。一边，是一个社会保障的国家，但只对那些生活无忧的幸运者给予保险和保障。另一边，是一个镇压人民、警察当道的国家。加利福尼亚州，一度被某些法国社会学家说成是各种解放的天堂，是美国最富的州之一，也是最保守的州之一。该州拥有可谓世界上最有名的大学。但1994年以来，该州用于监狱的预算，要高于该州所有大学的预算。芝加哥贫民窟的黑人，对国家的了解只是警察、法官、监狱看守和假释训诫官，即被假释者必须定期去见执法官员，否则就得重返监狱。人们所面对的，是一种统治者梦想的实现，就像劳埃克·瓦冈（L.Wacquant）说的，是一个越来越归结到警察功能的国家。
我们在美国看到的、在欧洲正在形成的，是一个退化的过程。如果人们研究一下国家的出现，比如国家形成最早的法国和英国，人们首先看到的，是一种物质力量的集中化和经济力量的集中化，两者相辅相成：为了打仗、为了维持治安需要钱，为了征收钱则需要警察的力量。然后，人们看到一种文化资本的集中化，和权威的集中化。随着发展，国家获得了自主性，变得部分地独立于统治性社会经济力量。国家的官僚体制，变得可以曲解统治者们的意愿，使之变形，有时还引发一些政策。
国家退化的过程让人看到，在那些国家传统越强大的国家，对新自由主义信仰和政策的抵抗也越有力。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国家以两种形式存在：以一整套制度的形式存在于客观现实中，比如各种规定、办事机构、政府各部等，同时也存在于人们的脑子里。举个例：在法国官僚体制内，当住房投资改革时，社会保障诸部就与财政部进行斗争，以保卫住房的社会政策。这些官员捍卫自己的部和自己的立场，当然有自己的利益。但，也是因为他们对国家的信仰，他们在捍卫自己的信仰。在所有各国，国家部分地是往昔社会斗争成果在现实中的留存。比如，劳工部就是一项变为现实的社会斗争成果，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它也可以是一种压制的工具。
国家也存在于劳动者们的头脑中，以主观权利的形式（“这是我的权利”，“人们不可以对我这样做”），和执著“社会既得成果”的形式等。比如，法国和英国之间一个很大区别是，撒切尔时代的英国人发现他们没有全力抵抗，主要因为英国劳动合同是一种习惯法的合同，而不是像法国那样，是一种受国家保障的公约。今天，奇异的是，正当欧洲大陆人们在赞美美英模式之时，英国劳动者却在向大陆张望，发现大陆有些东西是他们的工人传统所没有的，即劳动法的观念。
国家是一种模棱含混的现实。人们不能仅仅自足于说，国家是一个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也许，国家不全然是中性的，不全然独立于统治者，但国家还是有一种自主性。尤其当国家越古老，越强大，纳入其结构的社会成果越大，这种自主性就越大。国家是一个冲突的场所（比如财政部和负责社会问题的花钱的部之间）。为抵抗“国家的退化”，退向一个刑事国家，专务镇压，不断牺牲其社会功能，如教育、健康、社会救助等，社会运动可以从负责社会保障的人那里得到支持。他们负责给长期失业者实施救助，对社会整体的分化、失业等深感忧虑，反对那些只愿知道“全球化”的必要和法国在世界上的位置的金融家。
我提到了“全球化”：这是一个十足意义上的神话，一种强势言论，一种“强力观念”（具有社会力量、令人相信的观念）。这是反对“福利国家”成果的主要斗争武器。有人说，欧洲劳动者应当跟世界其他地方福利更差的劳动者竞争。那些没有最低工资之限、没有工会、雇佣童工、工人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却只有欧洲工资1/4到1/15报酬的国家，被人拿来作欧洲劳动者的样板。正是以这样的样板名义，人们强行推出了“灵活性”（flexibility）——另一个新自由主义的关键词。所谓“灵活性”，即意味夜间工作、周末工作、不规律的劳动时间，以及所有雇主梦想中念兹在兹的东西。新自由主义让往昔雇主们最陈旧的观念，披着时髦现代的外衣普遍还魂回来。（在美国，一些杂志排出那些冲奔在前的老板排名榜，是根据他们勇于解雇职工的人数来排坐次，就像根据他们的美元工资排坐次一样）。各种“保守的革命”（revolutions conservatrices），如三十年代的德国和撒切尔、里根等人的“革命”，其特征都是把复辟当革命。今天，保守的革命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形式：它不再像从前，通过赞颂土地和血缘这些古老的土地神话的主题，申求一种理想化的过去。这种新型的保守革命，是自命进步、理性、科学（经济科学），来为其复辟辩护，并企图把进步的思想和行动摒斥为过时。它把放任于自身逻辑的经济世界的真律，所谓市场规律，即强者规律，奉为一切实践的标准，理想的规则。它确认、赞美了所谓金融市场的统治，即回返于一种激进的、除了最高利润律别无他律的资本主义，一种无限制、无粉饰、但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由于引入了各种现代统治形式，比如管理，运用了现代操纵技术，比如市场调查、销售学、商业广告，这种资本主义被推到其经济效率的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