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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02年第2期

垃圾房里的老妇人(外一篇)

作者:张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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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学校的边门,有一间堆放垃圾的小屋,这里堆放着一家宾馆每天制造的垃圾。我几乎每天都要从那儿经过,远远地就会闻到一股扑鼻的恶臭,走近了,甚至令人胃部痉挛。每次经过那儿,我都提前做几次深呼吸,然后屏住气,快速奔过那间小屋。如果与人同行,我就会不厌其烦地第一千次说出抱怨的话。但经过时,总禁不住向那小屋看上一眼,里面黑魃魃的,堆着或高或低的垃圾,间或能看到有人在里面,拱着背打扫、翻拣。屋里往外流着黑、白、黄相间的液体。人的皮肤要是沾上这种液体,会烂掉的,我心里想。到了夏天,就会有一群肥大、碧绿的苍蝇围着小屋和屋外的液体笨拙而欢快地飞舞。当然,还有白色的蛆虫,缠绕成团,在里面翻滚。
  我已经忘了确切的时间,应该是某个春日的午后,阳光灿烂,鲜花盛开。我像往常一样屏住呼吸跑过小屋,并飞快地往那个方向瞥了一眼。小屋里席地而坐着一个老年妇女,面朝门外,也就是朝着路,朝着我,慢慢地吃饭。这情景非同寻常,令我震惊,让我停住了脚步。这老妇人大约五六十岁年纪,一脸苦相,花白的头发张硕果像一丛乱草一样蓬在头上,眼睛细小,皮肤黄黑,皱得厉害,一颗门牙暴在唇外,嘴唇中间还有点豁。穿得很破,让人觉得脏。我一向怀疑、厌恶乞讨的人,遇到他们常躲着走。但是如果她在街上向我伸出手,我会给她钱的。她端着一只蓝边瓷碗,碗里盛着满满一碗汤泡饭。有青菜、豆腐,似乎也有一点肉丝,汤上漂着一层蛋花。她扒着饭,慢慢地咀嚼,然后喝一口汤,一起咽了下去。她应该注意到了我,她分明抬起过低垂的眼睛扫过我的脸,但目光空洞,似乎穿透了我继续向前,而没有停在我脸上。我走开了,落荒而逃,胃里很不舒服。我有一个毛病,有点类似强迫症。我设想着我就是这老妇人,坐在一堆垃圾边,坐在会让人皮肤溃烂的液体上,坐在浓密的臭气包围当中——吃饭
  她长得真丑啊!但不知怎么我想到了我的母亲。
  她就是那个时常在小屋里打扫垃圾的人。我想起来了,以前我也不止一次见到过她,但没有注意。而这以后,却总是见到她,也总是想着她。她佝偻着腰拉板车,车上堆着一袋袋鼓鼓囊囊的垃圾;她佝偻着腰,赤着手在小屋里翻拣、清扫垃圾(如果她戴着口罩、手套,手里拿一把钳子,我会心安得多);冬天,她站在路边,佝偻着腰,垂着手,守在炉子边,卖烤白薯。她的形象顽强地占据了我头脑中的通衢要道,绕不过去,又无法眼不见,心不烦。她坐在垃圾中吃饭的情景更是牛反刍似的时时在我脑子里出现。我找不到应付的方法。多年的知识积累和生活经验,使我们具备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法,用以合理地对付每天见到的人和事。一个和我们擦肩而过的人,一个向我们苦苦哀求的人,转眼被我们忘记了,忘得一千二净,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因为,我们将这个人和这件事处理掉了。处理得很妥当,因此不在我们的脑子里留下一丝痕迹。现在,我失去了妥当地处理这位老妇人的方法。
  我惊慌失措,惶惶不可终日。
  说到底,我希望一路上只是鲜花,这样我才能够,也做得到合理地做人,幸福地度日。然而路边有一间堆放垃圾的小屋,我不愿接受。但这已成现实,而且客观上也需要,我只能接受,也可以接受。我扪心自问,甚至发现我爱这间小屋,它迎合了我内心深处的某种需要。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我才能谴责、抱怨,我觉得我被外在世界伤害了。我因此而有了力量,因此而理直气壮,因此而脱俗,因此而有了主体性,因此而冷漠。卡夫卡说,后世对一个人的评价主要看,是同时代人更多地伤害了他还是他更多地伤害了同时代人,如果是后者,他就是一个伟人。谁不想成为伟人?但是在这间小屋里,有一位使我想起母亲的老妇女坐着吃饭,我不能接受,也无法说服自己——这是现实,而且是客观需要的。在见到这一幕的那一刻,我苦心构筑的理论大厦轰然倒塌了,我精心塑造的自我形象、个性也一下子黯然失色、原形毕露。我仿佛挣脱了我自己,破壳而出,从头顶上看着自己衣着光鲜、屏着呼吸、掩着口鼻、快速而镇定地走过小屋。
  我怕我会恨上她。因为她既妨碍了我的幸福,又妨碍了我的不幸。由于她的存在,只顾自己幸福地度日不再能心安理得,也是由于她的存在,使我的不幸变得牵强附会,和她相比,我有什么不幸,我有什么资格诅咒和抱怨,我和宾馆里制造垃圾、往垃圾桶里扔避孕套的绅士、淑女原来是一伙。我不愿她的存在。这是个很危险的愿望,要是在一年前,我会认为她不应该存在,再进一步的话,就是消灭她的存在!那时候我信奉尼采,当然只是我所理解的尼采。现在自然是不会这样想了,但现在我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现在该怎么办呢?
  要么,以“我不是上帝”聊以自慰?我做不到。要么,我真诚地向她表示同情,进而谴责她儿女的不孝,不能奉养母亲以尽天年。进而谴责天地不仁、社会不公。进而反省自己、否定自己,跪倒在她面前忏悔。但这样就够了么?要不,我进一步行动起来,从身边做起,先在物质上给予她帮助,了解她、关心她,再为她这个阶层境遇的改变而大声疾呼、拼搏奋斗、奉献自己。这样做对吗,有意义吗?我又有些怀疑。我忘不了卡夫卡的那则寓言:有个人坐在剧院的最顶层,看马戏表演。他看到一个小姑娘在马戏团老板的催逼下,拼命赶马飞奔,同时在马背上做着各种高难度动作,好几次差点儿摔了下来。马戏团老板还在马后追赶,高声喊着:“快!快!”这人义愤填膺,赶忙下楼去制止,却发现根本不是他看到的那么回事。原来小姑娘精于此道并喜欢冒险,跟在马后的人非常爱她,把她当作自己的外孙女,他不断地喊的是:“当心点儿!当心点儿!”这时候,这个人伤心地哭了。也许我正和这在楼上看马戏的人一样。真实情形与我想象的完全不同。她的/L女根本不应该被谴责,也许是因为他们有他们的难处,也许是因为做母亲的坚持要这样。她劳作惯了,不愿闲着,何况她也没有老到不能活动,她不想吃白饭。她帮宾馆清扫垃圾,冬天再卖点烤白薯,补贴家用。她通过劳动获得报酬,虽然脏点、苦点,但她根本不需要别人的同情与帮助。
  要么,我就歌颂她的勤劳,歌颂她不怕脏不怕苦,歌颂她恬退隐忍,歌颂她胸怀博大,歌颂母亲,歌颂大地……这太廉价,也太自欺欺人了。
  要么……
  我越想越多,越想越乱,也就越来越不安,越来越鄙弃自己。我应该行动,去认识她,与她沟通。解铃还需系铃人,只有知道了真实情形,我才能采取正确的态度与方法。但接下来的问题是,怎样和她相识?走进小屋帮她收拾垃圾,帮她推板车,向她买烤白薯?和她搭讪,向她介绍自己,然后询问她?这和记者采访有什么区别?这是不是小布尔乔亚式的人道主义关怀?我一会儿决定行动,一会儿又否定自己,一会儿又认为应该跨出一步。就这样犹豫不决,不断延宕。
  我几乎准备放弃了,但突然有了一个机会和她接触。那天下着雨,我撑着伞,从边门出去送一个朋友。在路边我又看到了她,守在炉子边卖烤白薯。她没有带伞,佝偻着腰,缩着脖子在淋雨。一个念头闪现在我脑子里,我可以把伞借给她。送伞给她不可以,借给她总可以,反正我回去没有几步路,也淋不湿,等雨停了我再来拿伞。再说即使她不像我们这样金贵,不怕淋雨,她的白薯可不能淋雨,淋湿了谁会买呢?我慢慢朝她踱了过去,嗫嚅着:“你没带伞么?”她回答得很含混,大约是说,等剩下的几个白薯卖完,她就回去。“那你打着我这把伞吧,我就住在学校里,离这儿很近o.等不下雨了,我再来拿伞。”我把伞递过去,她接下了。我转身往回跑,听见她说:“谢谢!(读xia yia)”当天傍晚雨停了,但我没有再出门。第二天傍晚,天又下起细雨,我从那儿经过,她仍然在那儿卖白薯,撑着我借给她的伞。我走了过去,她把伞收起来,递给我。我说:“我有伞,你还是拿着吧,等不下雨了再还我。”她含含混混地说着郊县的方言,我没有听懂。见她从炉子里拿出一只硕大的烤白薯,装进塑料袋里。我明白了她的意思,连忙说:“不用,不用!”烤白薯虽然便宜,但这么大一只,还是要值好几块钱。我转身欲走,她一把抓住我的手,嘴里又含混地说了些我听不懂的话,硬把烤白薯塞进我手里。我一下子非常感动,非常欣喜。不是因为她送我东西,不是因为她热情,也不是因为她诚恳。而仅仅是因为她那样不假思索地一把抓住我,一点也不顾忌,一点也没有怕我会嫌恶,一点也不是为了客气。就用她那捡垃圾、拿烤白薯的手抓住了我。我没有再推辞,拿着沉甸甸的烤白薯走了。
  我再也不为考虑如何和她接近,如何了解她而苦恼了,我根本不再想这个。就让她过她的生活,我过我的生活吧!我的生活和以前一样,但又不一样了。我有了一面镜子,让我认清自己,我有了一座桥梁,通向更广阔更丰富的世界。这以后我还是常常会遇见她,有时候她也会恰巧会看到我,但毫无半点表示,就像从前一样。不得不说一下的是,我没有向她去要回那把伞,她看到我时也未叫住我,还我伞。也许她爱占点不便宜。是不是因此我的思索和痛苦就没有意义了呢?一点也不。
  
  候她也黑夜里的他人
  
  去年八月到十月,我在上海某电台的一档节目做了三个月的导播。这档节目我以前没有听过,但是知道。印象中这是档专门谈婚外恋、三角恋的节目,听众也尽是些值夜班或失眠的人,感觉不太好。导播的工作是负责接热线电话,并对打电话的人和他要谈的话题进行甄别,选取“合适的”接进直播室。当然,这就要求导播和打电话的听众交谈。我一点也不热衷于与人交往,尤其是交谈,也没有其他任何高尚一点的愿望,我去做这件事完全是为了钱。每周我去一次,晚上十一点到电台,从十二点工作至次晨六点,得一百元。
  去工作的第一个晚上,主持人就向我介绍了他们的游戏规则:1、接听的电话中,攻击党和政府的、对社会心怀不满的、下岗工人的、早恋的、同性恋的等电话不能接进直播室(具体由导播掌握);2、接听电话时,程序如下:第一句说:“您好!这里是某电恰巧会看到我,但毫无半点表示,就像从前一样。不得不说一下的是,我没有向她去要回那把伞,她看到我时也从未叫住我,还我伞。也许她爱占点小便宜。是不是因此我的思索和痛苦就没有意义了呢?一点也不。台某节目,请问您要谈什么话题?”(如无必要,可直接跳到最后一项)接下来问:“您贵姓?”“您多大年纪?…‘您的学历?”(目的是为了选择层次较高的人,以使谈话顺利、精彩。如被诘问:“为什么问这个?”就回答:“我们正在对听众的年龄、受教育程度进行调查。”)然后问:“您的电话号码?”最后说:“是这样的,我会尽量帮您把电话接进直播室,但在您之前已经有很多人打来电话,所以不一定能轮到您。如果半个小时内您没有接到我的电话,请您休息。”对于那些不能接进直播室的电话,如果我愿意,可以和打电话的听众交谈,不愿意就说:“对不起,现在我很忙,有很多电话要接。再见!”3、绝对不允许把一位听众的联系方法告诉另一位听众。主持人笑称我的角色是充当“情感杀手”。我想我的心已经够硬够冷了,能够充当这一角色。但是我错了。原本,我以为我要应付的无非是些谈失恋或婚外恋的绅士淑女。没想到会有刚从福利工厂下岗,又被妻子抛弃,靠下岗工资养活自己和一个读初中的孩子的盲人;有被离婚的父母遗弃,刚吃了一瓶安眠药被救醒的女中学生;有娶不起亲的打工仔;有二十元钱就肯出卖自己一次的妓女;有被强奸的、被猥亵的、被胁迫的、被……那么多不幸!那么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我向来以最坏的恶意去推测这城市的黑夜,但是真的听到这些时(仅仅是听到),我还是非常震惊、愤怒、羞愧,有时候真正会汗颜。这种时候,我往往只能沉默着,倾听对方巨大的秘密和不幸,有时候会不寒而栗,体会到一种设身处地的恐怖,渐渐地被这秘密和不幸压得喘不过气来。不久,我就违反了种种规则,我对听众说:“对不起!您的电话我不能接进直播室,电台规定不允许。”我把不该接进去的电话接进直播室,我把求助者的电话号码和地址留给了几个好心的人,我甚至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和地址留给了一个女孩,是的,一个妙龄女孩,刚刚十六岁。
  说实话,在接听了成千上百个或无聊或沉重的电话之后,我真想听到动听的、快乐的、年轻姑娘的声音。但是这个姑娘的声音并不动听,这是一种历经沧桑的中年人式的女低音,冷淡、灰心,但平静。她也没有什么快乐要与我分享,相反,她的话折磨了我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直到现在我还无法完全释然。正因为此,到现在我才能坐下来写这篇文章,也才会坐下来写这篇文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初,她对我讲她的经历时,曾问我愿不愿听,并叫我不要介意,就当是为创作收集素材。在她看来,她的不幸对于一个读书人,恐怕只有这么点意义,一个读书人对她的不幸,恐怕也只有这么点兴趣吧!现在我竟真的要写她的不幸了!
  她称我为老师,她说的内容我虽然记得很清楚,但要把她讲的话按顺序写出来,却只能是创作,她是怎样说的,以什么顺序说的,我已经记不得了,我能记得的是,每次谈话间隙,她就会轻轻地问:“我该怎么办呢?”开始时,我被她问得哑口无言,面红耳赤,渐渐地明白,她并不是真要追问一个答案,而只是对自己命运的悲叹和对未来的茫然。但是,每当听到她轻轻地叹道:“我该怎么办呢?”我的心还是会“格登”颤一下。
  “我是吉林人,生在乡村。小时候父母就离婚了,妈妈改嫁,爸爸丢下我离家出走。我的一个姑妈收养了我,姑妈家有两个孩子,都是男孩。他们家本来就穷,收养了我后,日子更难过。不久后,我的大表哥也离家出走。他回来时已经成了个黑社会老大,贩毒、开夜总会,手下有一帮小兄弟。我很快和他们混熟了,有时候还去表哥的夜总会帮忙。我不爱上课,常常逃学。上初二时,有一天上午我逃学出来,在校门口碰到一个小混混。他常在学校附近转悠,向学生勒索点钱什么的。他叫住了我,问我去哪儿。我说我回家。他说我带你去玩。我没理他,往家走。他跟着我。我没在意,以为他不敢干什么,何况我也不怕他。在地里,他抓住了我。我和他扭打起来,你知道的,我没他力气大。我去报了案。因为我还未成年,他马上就被抓起来了,没有审判就进了大牢。学校去不了,我整天呆在姑妈家。二表哥对我动手动脚,有一回家里没人,他跑到我的房间里来要动强,还好他没用,被我一阵打骂,赶了出去。姑妈家也呆不下去了,我只好往外跑。在大连呆了不到两个月,被他们打听到了,他们要我回家,还说要到大连找我。我不愿回家,只好走。我跑到码头,买了一张到上海的船票,就这样到了上海。并不是我要来上海,我到码头时,时间最近的一班船是开往上海的,我就来了上海。
  “现在我在川沙。在一家水果店里,我朋友开的。没事的时候我常在店里给他(她?)帮忙,店里有电话。川沙很乱,工作也难找。老板们不愿要我,因为我还未成年,用未成年人做工是违法的。有的又太累,干不了。前不久我刚辞掉一份工作,太累了,干不下来。一个开超市的老板见我普通话说得不错,人又挺精,收了我做营业员。一天上班十二小时,星期六、星期天不休息,一个月五百块钱。工资挺高的,但太累了,一天工作下来,倒在床上就能睡着,澡也洗不动,衣服换下来也没时间洗。我撑了一个月,辞了。老板还留我呢!再说钱也不少,但是干不下来,唉!
  “我租了间平房住,一个月一百元房租。我认识许多做那种事的女的,也认识不少男的,实在没办法的时候,我就帮他们介绍一下,拉皮条。我知道这很危险,警察大哥会请我去做客。这里黑社会势力又很大,我一个女孩子,会吃亏的。我长得怎么样?嘻嘻,还算可以吧!我脖子上有一条刀疤。我那个开水果店的朋友,有一回就被两个骑摩托车的人抢走了电子秤。好在我认识了一位‘大哥’,他挺照顾我的,但他也没安好心,我从不要他的东西,更不要他的钱。有时候,他硬塞给我钱,塞了就走,我就是打的也要追上他,还他钱。被逼得没办法,我想了个主意,结识他老婆,和他老婆搞好关系,这才没事了。这一招挺灵的,你们节目里常有女孩子说被上司骚扰、要挟,你向他们介绍这一招,肯定管用。
  “工作难找,只有发廊要我,做洗头工。但这儿的发廊都不是什么好地方,我不愿干。再说,我也不能一辈子就这样了呀!以后怎么办呢,我才十六岁!”
  学外语,学电脑,参加培训班,自学成才,这是不幸失去受教育机会的人常走的路、普通的路。我能这样建议她吗?不能,这就像建议没饭吃的人去吃肉一样荒唐。“你还是回家吧!”“不,回什么家,我哪里有家呀!”“那么你找个男朋友,让他帮助你。”“我今年才十六岁,你这不是让我早恋吗?不过倒真有个男孩追我,他刚从技校毕业,在市区上班,每个周末都回来找我。我常劝他,你还年轻,要把精力放在学习和工作上。他懂什么呀,再说,他一点也不了解我,他要是知道了我的事,准给吓跑了的。”
  我还能提出什么建议呢?去偷、去拉皮条,要不也去做那种生意,但要注意卫生和安全……我只能沉默着,听她在电话那头呢喃:“我该怎么办哪?”
  上海的夜渐渐地过去了,我坐在广播大厦的直播室里,抬头看了看窗外,初升的太阳悬在高楼大厦之间,冷冷地红着,竟然也十分地美丽。后来,我们互相留下了姓名、地址、联系方法。我说,我还在读书,我帮不了你,但如果需要,几百块钱我还是能想到办法的。她说,她会写信给我。
  下一次做节目,我打了个电话给她,得知她已经在一家发廊做事。后来,我又打过几次她的拷机,她都回了电,但都反应冷淡,没说几句就挂了电话。到现在,终于是一点音讯也没有了。
  我在电台做到十月份,也就没有再去。原因主要是因为时间上不允许,也有部分是因为听到的不幸太多,我承受不了。在我做导播期间,曾经有一位导演去导播间和听众聊天,收集素材,我毕竟做不到这一点。虽然那些夜晚对我认识自己和世界有很大帮助,我还是放弃了。
  在电台做事的那段日子,正值上海的台风季节。我在骑车去电台的路上,常常淋雨。碰巧的是,几乎每逢我要去上班的那天就下雨,仿佛老天故意和我过不去。有时候更邪乎,出门时还好好的,到了半路上突然下雨,而且恰恰在半路上,让你不知道是回去穿雨披呢还是顶风冒雨往前冲。最后总是淋得浑身湿透,再自己慢慢捂干。有时候虽然穿着雨披,但是风大雨大,也管不了用,照样淋个透湿。我在风雨中低头弯腰狠命地蹬自行车,雨水砸在我身上,砸在我的镜片上,使我视线模糊。这种时候,我常常自哀自怜,觉得自己是这城市最边缘、最艰苦、然而最坚强的人,渐渐地成为风雨中单枪匹马近乎悲壮的英雄。这种自恋给了我力量,但也使我更加冷漠。我远没有认为这城市是个人人都过着幸福生活的童话世界,但奇怪的是,充斥在我脑子里、我愿意了解和想象的是白领、成功人土、资产者的衣冠楚楚、温文尔雅、巧取豪夺、荒淫无耻,却很少对另一个世界产生兴趣。我很少去接触、了解,哪怕是设想他们的境遇。我就像一个乡下土财主,既不能想象皇室的豪奢,也不能想象佃户的穷苦。我明白这女孩为什么不愿和我联系了,她应该对我冷淡。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我把他们忘了,甚至还卑鄙地利用他们、冒充他们说话。我有意地撇开他们,把矛头指向另一群,这样我才能愤恨而且理直气壮,觉得自己受了委屈,觉得四面都是敌意。这种不以爱为基础的怨恨是危险的,说到底,无非是因为自己不属于所怨恨的那一群,并时时觊觎着想跻身其内或取而代之。
  我还做不了聪明人,但已经不是个傻子了,这个姑娘也不是奴才。也许她在向我倾诉后会感到后悔,会害羞并感到自尊心受了伤害。因为,我不是他们中的人,一个流氓或一个妓女也许更能令她安慰。幸亏我没有表现出过多的同情!也许她没有这么复杂,但她不愿意亲近我是一定的。不管为什么,她毕竟是杳无音讯,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但她又并未这么轻松地消失得一千二净,她持续地折磨着我,以至于师友们劝解我说:“你不是上帝,你也不是罪人。”一位女性朋友甚至说:“她说的也就是个故事,也许不知道说过多少遍了。”但我还是无法轻松、释然。时至今日,我已经不再为她的未来担心。我和她相比,到底谁被(也有自愿的成分)伤害得更深,谁更需要为自己的未来担心,还不一定呢!可她和她的那声叹息“我该怎么办呢”,我恐怕是无法摆脱了。
  三个月的倾听让我摆脱了我自己。虽然只是听,但毕竟和真实的那个世界有了接触、沟通。它使我认识到,世界不仅是我所愤恨的他们的天堂,也不仅是我所腻歪的我们的现代化、力必多、身体写作、电脑和网络,还有另一个世界,为光明和夜幕掩盖着,但又是光明和夜幕所无法掩盖的,在活生生、真实地进行、展开。
  附:我又想起那个女孩对我说的一个被我遗漏的细节,补充在这儿:
  “我一直亮着灯睡觉。我借住的小屋常停电,有时候是灯泡的钨丝烧断了,屋里一片黑暗。
  张硕果,研究生,现居上海,曾发表文章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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