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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另一个阿根廷？
作者：刘金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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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育为例。巴西的教育分为三个档次——基础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有数拆显示，巴西占总人口20％的贫困阶层中，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无法接受基础教育，而更大的差异反映在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上，这部分贫困人口中90％以上无法接受中等教育，而接受高等教育的几乎没有。可见，在巴西，收入越低，接受教育的档次也越低，因此“巴西的教育制度主要面向上流社会”。然而，就巴西教育投入的分配来看，1990年代一项统计表明，巴西教育经费的60％投入高等教育，这一做法，只会使接受高等教育的富人子弟受益，而不利于低收入阶层子女教育水平的提高。对此，巴西伟大的教育家之一阿尼济奥·特谢拉博士评述道：“我们迄今为止在这个国家创办的教育从未面向民众。这是为我们的(统治)阶级办的教育。”除了教育以外，巴西的富人和穷人在享受其他社会福利方面也极其不平等。就医疗而言，穷人生病不得不去水平较低的公立医院和诊所，而富人则往往选择私立医院——这些医院大多受到政府的资助。失业津贴在某种程度上使穷人受益，但是与人们的期望相反，这些津贴大多流进了那些被“正规行业”(往往是那些工资收入较高的行业)解雇的工人的腰包中。而养老金的分配模式更为集中，主要被行政、立法和司法等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所垄断，有统计显示20％的最富有阶层得到了养老金的三分之二。据1996年巴西一家杂志公布的材料，巴西34名参议员和107名众议员按法律规定属于“已退休人员”，他们不仅可以享受议员的高薪，而且还享受原单位1—4份养老金。平均来看，141名退休议员的月养老金为3620雷亚尔，而普通工人的月养老金平均只有126雷亚尔，仅相当于前者的三十分之一。由此看来，那些最不需要社会救助的富有者从社会政策中受益最多，而那些急需救助的贫困者所得到的还不及平均数。这反映出巴西社会政策所蕴含的深刻弊端，它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
现代化的副产品
社会的两极分化以及贫困现象的蔓延，作为巴西现代化的一个“副产品”而出现，它刑于巴西整个社会造成了持续而深远的消极后果。
一方面使巴西国内消费市场总体购买力下降，另一方面又使高档消费晶需求增加，这对于巴西经济的全面、长远发展是不利的。
在巴西，正如前文所叙述的那样，国民收入和社会财富的大部分被极少数人所垄断，而社会上有几千万人的收人水平仅能维持最低生活需要、无力购买其他消费晶。这种需求的减少必然导致消费市场萎缩，从而使工业的发展缺少后劲。在国际市场被欧美及日本等几个大国所垄断而日趋饱和的情况下，巴西国内消费市场的萎缩只会阻滞工业生产力的提高。当今世界，对任何一个推行工业化的国家而言，同资金、技术一样，消费市场已经成为工业发展重要因素之一，正如马克思早年所指出的那样：“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可见，走向消费市场是生产的最终目的，而且在今天，市场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已经越来越突出，以至于有的经济学家指出：拥有市场，就等于拥有了一切。以此来看，由于巴西社会多数人的收入水平低下，使得巴西在扩大市场方面障碍重重。世界银行的统计表明，巴西的私人消费的增加幅度低于经济增长的幅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两极分化所造成的市场萎缩。此外，在1981年和1983年，巴西工业生产两次出现负增长，其指数分别为-5．3％与-6．8％，这与国内市场萎缩不无关系。
另外，由于巴西财富集中在少数富有阶层手中，他们的高消费生活刺激了对汽车、家电、通讯设备等耐用消费晶的需求。由于技术原因，巴西国内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及质量还远远达不到世界先进水平，因此大量的外汇花在进口高档消费品、满足富有者的需求上。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开展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当相当一部分资金被富有阶层用来满足其高档消费需求时，对于国内基础工业的投资必然会相应减少。而为了解决工业化进程中的资金缺口问题，巴西政府大量举借外债。统计数据表明，1995年巴西外债总额高达1591．3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4％，巴西因此成为世界上负债最多的国家之一。不少学者据此认为，巴西的工业化“奇迹”建立在负债经营的基础上，根基很不牢固，随着还债高峰期的来临，巴西经济将面临严峻的挑战，能否挺过难关还是一个未知数。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引进外资(外债)来发展经济本无可厚非，但关键在于外债的数额必须控制在一定的幅度之内，否则一旦进入还债高峰期，国民经济很可能崩溃而使国家陷入危机之中。2001年12月，欠下1320亿美元外债的阿根廷因为还债高峰期的来临以及经济的持续低迷等原因，而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严重的哄抢浪潮和政治动乱，政局动荡不安，这给情况类似的邻国巴西无疑敲响了警钟。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以及社会下层的贫困化，使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由此引发各类犯罪现象，造成社会动荡，破坏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
许多国家的经历表明，在工业化推行之初，被动员起来的民众普遍有着较高的社会期望值，希望过上富足的生活；然而，当工业化初步成功以及财富被大量创造出来以后，在财富分配和占有上的不平等，使得相当一部分民众依然处于(相对)贫困之中，一部分人口甚至走向绝对贫困，这种情况下，社会下层往往心理失衡，对富有阶层和整个社会产生对抗情绪，与真正因为维持基本生存而铤而走险相比，这种失衡和对抗心理更容易驱使社会下层走上犯罪之路。对此，美国学者杰克逊·托比作出了精辟的分析：“贫困(本身)不会产生犯罪，但是因贫困而不满却会而且奇怪地足以产生犯罪，在富裕国家的相对被剥夺的人们中间比在贫困国家的真正被剥夺的人们中间更有可能因贫困而不满。部分原因县因为富裕的工业国家也并非无堂；财富和各种公共设施的分配在此岸比对永恒的拯救的关注更重要。大量的宣传工具……在所有人中间激起了对奢侈豪华生活方式的欲望，所有这些都说明为什么社会经济的被剥夺，对于富裕国家的穷人比对于穷困国家的穷人具有更大的刺激性。”
杰克逊·托比的分析在巴西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在城市中，为争取就业和提高工资水平，工人的罢工连续不断。据巴西报纸统计，1989年共发生了3708起罢工，参加人次达1281万；1990年发生2029起罢工，参加人次达931．6万。在农村，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以及小农之间的冲突更为激烈，据1989年12月10日《巴西日报》报道，在最近的25年中，巴西农村发生的暴力冲突不断，造成的死亡人数达1200人，受伤人数更多，不少农场被焚毁。
此外，由社会贫困化引发的暴力犯罪案件在巴西与日俱增。以巴西第三大城市洛奥里藏特市为例，1979—1984年，全市有34％的家庭遭受过抢劫或偷盗。另据1991年9月25日《这就是》周刊报道，1990年巴西有一万多人被谋杀，而1991年上半年，仅在南里约格朗德州、巴伊亚州和首都巴西利亚，就有5190人被杀。巴西的社会治安之混乱，已经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巴西社会矛盾的激化以及暴力犯罪的猖獗，对于正在推行现代化的巴西而言，是整个国家现代化成果的严重威胁。虽然因为经济的持续增长使得目前的巴西仍维持稳定局面，可一旦结构性的经济危机或者债务危机到来，就很容易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因为巴西社会已是一个有着深刻裂痕的社会。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是一项需要全民参与的鸿图伟业，而现代化过程中的贫富过于悬殊以及社会下层的贫困化，势必造成社会下层营养不良、健康恶化以及受教育不充分等问题，这不仅影响到他们参与现代化事业的积极性，同时也使得作为现代化终极目标的“人的现代化”难以实现，从而影响到国家的长远发展。
美国学者英格尔斯指出：“……在整个国家向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人是一个基本的因素。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能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否则，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都不会得以实现。即使经济已经开始起飞，也不会持续长久。……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以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从英格尔斯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知道，作为社会的主体，人的现代化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实现了现代化的重要标准之一，同时也是促成一个国家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然而，巴西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国民身体素质的衡量标准主要反映在医疗卫生条件和营养状况的指标上。婴儿死亡率是体现一个国家医疗卫生水平的标志之一，巴西的婴儿死亡率在拉美是较高的。此外，巴西医疗卫生状况总体上仍不尽如人意。各种传染性疾病，特别是痢疾、流感、肺炎、肺结核、麻疹和破伤风等，时常在贫困人口中蔓延。由于贫困而导致的缺医少药，使得这些疾病每年造成的死亡人数，占巴西人口死亡总数的40％左右。巴西儿童的死亡率在世界上也居于较高水平。巴西儿童不仅无法得到相应的医疗保障，而且因家庭贫困而导致的营养不良状况十分普遍。对此，巴西社会活动家纳尔逊·查弗斯大声疾呼：“在……医院里，饥饿是我们应该关注的最主要的疾患。伯南布哥的70％的孩子营养不良……在生命的发育时期和童年的前18个月营养不良将引起决定性的智力缺陷：60％的孩子缺乏大脑神经元，而这种损害是无法弥补的!”儿童是国家的未来，／L童健康状况的恶化降低了巴西人口的身体素质，严重影响到劳动力的再生产。可以想像，一个人若不具备健康的体魄，将很难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中坚作用。
现代化的参与者不仅需要健康的体魄，同时也需要较高的文化素质。然而在巴西，贫困化的加剧极大地减少了社会下层接受教育，尤其是接受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机会。巴西接受中等教育者占适龄人口的比例一直很低，至于高等教育，则几乎被上流社会所垄断，社会下层通常无法问津，这无疑影响到巴西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受教育机会的不充分，导致巴西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了一种“短缺”与“过剩”并存的矛盾现象：一方面，由于巴西接受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有限，而经济的发展又急需文化素质较高和有一技之长者，从而导致这类高级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随着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转变，文化素质低下、没有专门技能的劳动力在巴西市场上严重“过剩”。
巴西，是否会成为又一个阿根廷?
从巴西的经历可以知道，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两极分化是一个危险的误区，任何国家在发展中陷入这个误区，都可能对几代人造成重大伤害，同时国家的发展也会受到负面影响，严重的甚至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宁和国家的发展道路。实际上，这一误区不仅仅出现在当今的发展中国家，在已经完成现代化的欧美国家的历史上，也不同程度地出现过。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在英国的工业革命进程中，就出现过社会两极分化和贫困加剧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英国的工业化进程。英国在这方面的失误虽然为后来的各国提供了前车之鉴，但仍有不少国家不断地陷入这个误区，这并非因为它们未听说过英国的教训，而是因为它们出于各种原因置其后果于不顾，自觉或不自觉地径自又走向这个误区，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就是总想把经济先搞上去，唯经济增长数字是瞻，而社会公正似乎可以置于第二位——巴西就是这样的一个“后来者”。
然而，问题不仅仅出现在巴西。在当今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两极分化问题也表现得相当严重。非洲的一些国家，如埃及、南非等等，虽然初步完成了工业化，但是少数人攫取了工业化成果，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却没有多少提高。同在拉美的墨西哥、阿根廷等国，由财富分配不均而导致的两极分化相当突出。对此，美国著名学者萨缪尔·亨廷顿指出：“在近期看来，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常常是扩大收入的不平等。经济迅速增长的集中受益者往往是少数人，而大多数人却蒙受损失，结果，社会上日益穷困的人便会增加。”
经济增长与社会财富的增加为什么不能缓解甚至清除贫困，反而会拉大贫富差距以及产生新的贫困呢?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每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都具有一种分配社会利益的功能，即通过各种强制性的或非强制性的、合法的或非法的以及由各种文化传统所制约的方式，使各个社会集团能够按照某种固定的渠道得到自己的一份利益。”(陈晓律：《战后发展理论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页)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利益分配模式，它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不变。但如果发生了社会变革，就意味着原有的模式失去效能，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利益分配模式。
现代化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原有的利益分配模式遭到破坏，社会财富的流向也发生新的变化。在一种新的利益分配模式形成之前，社会财富很容易控制在一些新兴的社会集团手中，这时，如果国家不对社会财富和利益分配进行适度干预，而像巴西那样为追求经济发展而放弃社会公正，那么社会两极分化问题就会变得特别严重，以至于最后影响甚至阻碍整个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在物质产品极为充裕的现代社会，富足与贫困之间的巨大反差难以为社会道德所接受，很容易引发社会危机。正如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所比喻的那样：“塔楼在基础上倾斜了，每增加一层只能加速它的崩塌……把理论上人人平等的政治制度建筑在非常显著的社会不平等状况之上，等于把金字塔尖顶朝下竖立在地上。”的确，现代化带给人们一种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理想，假如在现实中人们看到的只是处处不平等，尤其在财富分配方面反差巨大，那么人们对现实社会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这就是导致现代化翻车的一个危险禁区。巴西邻国阿根廷在2001年岁末所经历的社会动乱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不妨关注一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阿根廷是世界第七大经济强国，并且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战后，从庇隆时代开始，阿根廷就开始大张旗鼓地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经济增长势头迅猛，1997年阿根廷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57亿美元，位居世界第18位，人均收入8570美元，位居世界第28位。作为1990年代拉美地区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最彻底的国家，阿根廷一度成为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发展中国家树立的样板。然而，谁也没有料到，2001—2002年的岁末年初，阿根廷国内由哄抢浪潮开始，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动乱，政局动荡不安，短短十五天换了五位总统，从而创造了世界历史上可能是空前绝后的纪录。毫无疑问，阿根廷今天所遭遇的这场危机，给当今许多与阿根廷情况相似的社会两极分化及贫困问题严重的发展中国家敲响了警钟，其中就包含当今的中国。
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在谈到第三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时指出：“发展战略不仅需要考虑到不断加速的经济增长，而且还需要直接考虑到……被经济增长所忽略的第三世界很大部分的人口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的确，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建立公正的利益分配模式，以缩小贫富差距，达到消除贫困、共同富裕的目标，这正是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但不做到这一点又事关现代化成败，巴西的经历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它给我们带来了沉痛的教训，促使我们去深切反思。
刘金源，学者，现居南京。主要著作有《寰球透视：现代化的迷途》、《潮汐英国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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