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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02年第6期

不可跨越十四岁

作者:鲍尔吉·原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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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说过,每一个人的一生其实在十四岁就结束了,后面的日子都在苟延残喘。
  只有在童年和少年,每一天都是新的,生活向他们展示了无限的丰富与新鲜。什么都是第一次。第一次见到蚂蚁,第一次遭逢暴雨。上帝仿佛精心安排了每一样事物和孩子们见面的时间和内容。在你没见过蚂蚁的时候,蚂蚁难道不值得你顿足惊喜吗?这个小小的、六足的昆虫忽东忽西地从草地爬过,不知所终。孩子因此得大欢喜,和它说话,并期望它回答。然而它不语,又不知所终。不止蚂蚁,天上的云朵、枝上的鲜花、河里的流水、嘀哒的钟表都不语,按着自己的方式在时间中演化变幻,使孩子们变为诗人,感叹追究。这样的日子多么快乐,让孩子在世界的丰富性里了解自己。当所有的“新”都结束的时候,如同一部精彩的长篇也结束了,这个时间大约在十四岁。
  只有少数人能够使这种“新”持续下去,他们握住了上帝的手,使自己不断能看到“新”,保持着儿童拆表那份激动和纯洁,譬如爱因斯坦、毕加索、希梅内斯和李白等等。其他的人则要在十四岁左右纷纷下车,落户到一个不再新鲜、或即使新鲜不再激动的陈旧的世界上,重复、敷衍、周旋,关闭了与上帝交流的门。我说的“与上帝交流”,当然是人与自然遭逢的种种喜悦、人与自己遭逢的种种喜悦。因此你看不到一个四十岁的人鬼鬼祟祟地拆一只马蹄表,也看不到一个五十岁的人趴在地上观察小草的生长。
  我宁愿把这种情形分为人生与后人生两个阶段。
  在所谓“后人生阶段”即上帝离开了人的阶段。你会看到青少年常常愤怒。所有的神迹都消失了,即所有的新鲜感都结束了,他们在另一个世界生活。这个世界的逻辑是尊卑、顺逆、荣辱、进退。他们被迫接受大量的所谓“知识”,譬如一个字写十遍,譬如用九年的努力去升所谓高中。九年?世界杯才四年,研究生课才三年,抗日战争才八年,而一只叱咤山林的老虎从生到死的寿命才不过十五年。而孩子上了高中又怎么样呢?多数并未怎么样,依然固我。人们究竟要把孩子培养成什么呢?不知道。或许还是罗素说得对,人的寿命太长了,人的许多事情都是为了应付这个寿命而设置的。但挥霍一个孩子的人生总比挥霍一个老人的人生更可惜(不是说寿命,而是说创造力)。但只要提一个问题就足以把人问住:孩子们不上学去做什么?还有一个更简单的问题更令人目瞪口呆:孩子们如果不上学,谁来看他们?
  我们明知道自己很愚蠢,但还是愚蠢。
  而上帝向我们所作的手势,譬如柔软的草芽竟从硬土里钻了出来,刺槐无休止地放出香味,旋律、和谐饱满令人心驰神往的旋律,色彩和线条对我们的诱惑,在十四岁之后,我们大多视而不见了。
  因此,我们应该来听听孩子们的话。
  一方面,我们这些“后人生”的人期待“人生”的人把他们的喜悦传达过来,仿佛为板结的土地浇一瓢清水。孩子们离上帝最近,他们是人生喜宴的富有的老饕,即使带一些残羹也令我们惊喜,让我们这些早就不拆表的麻木的人发现快乐即拆表的快乐。
  另一方面,孩子作为独立的人实在应该获得表达的立场。我一直认为,孩子除了基因的受者之外,实在是与你绝不相同的人。你是教育者么?教育孩子的何止是父母与老师,蓝天白云、痛楚欢欣、电视书籍、挫折困顿对他们的教育岂不更大?你是抚养者么?无论从资源的角度还是从保障的角度,孩子的抚养者是全社会而不止于父母。如果从对孩子的贡献而言,比父母排名更前的应该是弗莱明与爱迪生,难道青霉素与电视机比给孩子喂饭的作用更小么?但我们在教育以及抚养的诸环节中,的确是最大的责任者,有时这种责任使我们感到喘不过气了。同时我们是最爱自己孩子的人。这种爱与责任常常使家长恍惚,恍惚到忘记了孩子也是一个独立的人,以及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我有时觉得,父母和收藏家多么相似,据有珍品,观察市道。但孩子——虽然你可以把他们想像成和氏璧——并不在乎你的品鉴与把玩,他们不是辽白瓷双耳海马,也不是黄花梨木高几,他们是另一个人。我们的错误在于:由于我们付出了难以想象的爱,就要求孩子必须比我们强;由于我们提供了基因(所谓血缘关系)就不允许孩子站在与我们不同的立场。事实上,人,这个称号远远高于基因、责任或资源之上,意味着他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具有选择的全部自由。因此我们在潜意识里对承认孩子也是“人”这一点感到痛苦。人们宁愿在儿子们满脸胡髭豪饮的时候,或女儿们怀抱婴儿换尿布的时候,恍然自语:孩子们长大成人了!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云云。
  实际上,这很庸俗。如果允许我说得刻薄一些,这里面透着一些交换。用爱交换孩子的恭顺,用呕心沥血交换孩子的与众不同。在父母的爱与责任中,不能不说无私,但真正的无私是不求回报的,包括望子成龙这么一种崇高纯洁的回报。你知道“望子成龙”这四个字有多么沉痛,它戕害了孩子的多少天真与乐趣,使他们多么畏葸,多么麻木,多么战战兢兢。而这种无私的爱的份额膨胀到把孩子的独立人格挤瘪的时候,你还能说这种“爱”是无私的么?
  常常地,我在熟人中看到笑吟吟地走来一对父子或母女,他们不仅相貌(基因)相同,动作、表情、思维方式乃至话语系统都毫无二致时,我所想的是:他们为什么拚毕生之力培养一个与自己一模一样的人呢?如果这种教育模式是被赞许的,你就甭想指望社会进步了。
  然而就我而言,也常常担忧于孩子与我不同的种种想法,因为我把握不了这种想法,又怕孩子为此步入歧路。因此,在这篇文字中,我很大程度是在批判我自己。
  那么,让我们常常听听孩子的话,而不要因为年龄上的优势或基因上的优势威压他们,或者摆出“我倒想听听你能说出什么”的架式。
  在孩子们的话里,即便听不到玄妙的大道理,也能得知他是与你绝不相同的另一个人,可以进入他们的时代,分享他们的喜悦和忧伤,这已经足以让人喜悦,也让人震惊。
  如果——姑且这样设想——让十四、五岁的孩子写一本书,把他们的所思所想记录下来,对父母包括对所有的父母来说,那等于进入一个新世界,我甚至想用“财富”这个词来形容。
  因为孩子们要写的,必定是真诚的,这是与成人写作的最大区别。
  
  鲍尔吉·原野,作家,现居沈阳。主要著作有《掌心化雪》、《青草课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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