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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03年第3期

移民上海

作者:陈映芳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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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新移民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制度不公,许多人并没有明确的意识或强烈的不满。那些生存艰辛的保姆、民工们,大多对政府允许他们来城市谋生的政策心存感激,他们主要以过去的生活和仍在乡村、内地城镇的人们的状况为参照。可以说,他们这样的观念意识其实正构成了制度、政策的合法性基础。
  制度的限制还突出地体现在户口开放的门槛上。按照现在的政策法规,一定的学历和经济能力(投资或购房)是获得上海户口的必要条件,这样的移民政策并不是中国或上海才有的。但国内地方间的社会流动不同国际间的移民,这儿没有国门、海关的阻隔,更不用说城市的建设发展以及经济秩序、社会生活秩序的维持事实上已离不开大量的低学历、低收入者。在现有制度框架下,难免会存在这样的尴尬:这儿有数以百万计的从外地迁移而来的“非移民”、工作并生活在上海的“非上海人”、已经成为城市社会一部分的“非市民”。无论是从社会公正的角度去考虑,还是从维护社会整体结构功能的角度去考虑,这都是个亟待对应的问题。
  另外,不少人都讲到了上海人对“外地人”的偏见和歧视,包括在上海处处受到优待的外国人也对上海将人“区别”对待的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上海人的歧视当然与早年租界中肤色分种人分等的中国人的屈辱记忆有关(被歧视与歧视人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也是会转换的)。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除了文化传统的延续性,它还可能是制度的产物、社会现实的反映。上海人在外地人、新移民面前的优越感其实是与制度不公直接相关的,上海在这一个多世纪中一直享受着国家城乡分治政策以及物质供应上种种特殊政策的好处,这些使“上海人”成了全国的特殊市民。在今天,有本地户口的居民与“外来人员”仍然享受着不同的制度待遇(当然这并不是上海的特殊情况),文化上的歧视依然有着制度性歧视的支撑。
  我相信这些访谈报告,会给一般社会成员提供一个了解当今中国城市中“外来人员”的生活状况的不错的文本。
  
  销售工程师张惠忠
  王维睿
  
  问:先从你来上海的原因讲起吧,比如你当时的情况,还有为什么会来上海?
  答:哎,现在回想一下,当初的选择对我来说太幸运了,但话又说回来,其实就是自己不珍惜父母为自己做的一切。我父亲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一心想供我上大学,但高三那年我却什么也没考上。发榜后,我父亲和我好好地谈了谈, 我总算是醒悟了,想想全家四个孩子,除去我姐我就是老大,父母全靠我了;父亲是名小学教师,在那里还算是个知识分子,母亲嘛,就是个家庭妇女,弟弟还要我这个做哥哥的树立榜样。我却玩到高中毕业;想想,如果不考出去,我还能做什么呢?
  所以我决定复读。暑假我就和同学几个去甘肃兰州打工,我不想要父亲的血汗钱,我就是去背沙子,我也要把复读的钱挣出来。后来,我就去民和二中(青海省民和县)上了高复班,我发了狠心,好好地学了一年,我就不相信我考不上。我人生中的第二次发榜就要开始了,我暗暗下了决心,考不取本科,即使是大专我也不会去的。但是命已经定下来了,我没有到本科的分数线,就差那么几分,当时我想,我不能就呆在这里,我得出去,我就不信天下这么大,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容下我。
  父母知道我的打算后,我想对他们的打击是非常大的,他们觉得上大专也不错,他们当然是坚决反对了。剩下的几天里,我一直坚持要去打工,不上大专,填报学校的时间已经过了。父亲知道我是不会改变的,于是在我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和我妈流着眼泪帮我整理包袱,我明白他们不得不答应我走了。
  我一直庆幸自己选择了上海。我当时来上海是因为我有几个同学在这儿。
  1999年8月18日,我算是真正踏上了上海的土地,我的一切可以说从那天开始就发生了变化,我在老乡宿舍里呆了差不多半年。一到上海我就找活干,可是谁会要我呢?我真的是什么也不会,只有活人一个,人家看看我瘦瘦的,连个搬运也当不了的。所以我说自己像一粒石子扔进了一个大转盘,或者就是一只无头的苍蝇,四处乱撞。我想我要立足就必须有一个基础,哪怕会一点点也好。最后,好不容易,有一个小公司肯让我做一个推销员,是推销一种水龙头上的小物件,来之不易啊,虽然是小小的工作,但对我简直就是救命。因为这就是起点。你知道吗?因为没有哪里会容得下我,我好痛苦,我就去黄浦江边,让风吹我,三个晚上,我一个人坐在那里,思考着,我该怎么走下去。
  其实,自己想想也挺可怕的,有时甚至于不敢去想,真的。和我同行的还有一个青海民院毕业的大专生,他的条件比我好多了,他坚持了一个月花光了身上的钱就走了,可我不能,我甚至连冬衣也没有,老乡宿舍里找了件棉衣,我就过了一冬。那段日子,我每天跑上门推销挨家挨户地敲门,母亲做的鞋子磨破了好几双,腿真的是要跑断了。2000年3月的时候,已经可以挣到钱了,我就和一起推销的人合租了一间房,从老乡宿舍搬出去了,以后就没有再去做推销,我应聘到了一家台湾公司,其实就是个打杂的,他们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在那一个月了,我几乎是去上班不说一句话,我明白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学习,所以,我清楚地看得到公司里管理、组织,甚至是职员们、老板之间一些微妙的关系,而且我还可以在闲时翻一些他们桌上的书籍。那一个月对我启发很大。就是在那里我明白了自己现在最缺什么,也明白了外表穿着的重要,并且省吃俭用,把钱用在刀刃上,可能说起来你还不信呢,我吃了两个月的方便面,同屋的人都被吓坏了。
  问:我觉得你很聪明,一方面隐身于是非之间,另一方面又得到许多无形之中的影响,可以让你借鉴。
  答:嗯,可以这样讲吧!后来我又去了一家香港公司,因为我觉得打杂已经是在浪费我自己了,我自信自己已经有能力去做业务了,不是自夸的,我很自信。在香港人开的公司里,我慢慢地胜任了推销业务,但是好景不长,老板和香港经理闹矛盾了,香港人要收回这边的业务了。而恰好是两边的人都想要我。起初我还不知道,老板在过年前夕说要为我订做一套西服,当我穿上那套一千多元的高级西服时,我好激动,这是我原来想也不敢想的。老板是在争取我了。我最后还是跟着他了,可没想到的事情又发生了,那家公司得不到香港人支撑,而且又被抽走了业务,很快就赔了,我再次失业。后面的几个月里,我拼命赚钱,比原来好点,我有了些经验就不至于没人要了,再加上以前一点存款,我凑了1万元,谋划着自己创业。这当中,我姐夫来上海了,我也帮他找事做,我们的开销就大了,1万块钱很快就不多了,创业的打算就先放下了。2000年6月份的时候,我就开始在现在这个公司工作了,做销售工程师。现在吗,就是这样了。
  我主要负责合理规划业务、合理分配业务,然后按时总结,还有一些推销员培训等等。我们公司主营业务就是机械自动化,主要是一些国外的产品。
  问:那么公司给你的待遇如何呢?你觉得自己处在哪个层面呢?
  答:现在月薪一千五百左右,而且房子是公司的,让我住,手机费之类的都由公司报销,我觉得挺好的,老板也不错,幸好我这个人嘴巴会说,有事就说出来,所以有什么和老板聊聊他就好多了,沟通沟通就好了。其实我有时也很不好意思骂下面的职员,因为有好几个都是本科、大专毕业;做他们的上司,呵……(他又言不由衷地笑了)
  问:我想问问,你一步步往前走,是什么支撑着你呢?
  答:自信。(简直不假思索地)我相信我自己,别人能做到我也能做到,也许别人三分钟就背会了,我花十分钟也会背会,只要自己肯去做。自信是最主要的。当然另外一点就是压力,生活的压力。我被逼得走投无路了,简直就真的快要精神崩溃了,但第二天仍然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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