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超级女声的几个关键词
作者：肖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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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
“超级女声”本来是定位给中学生、大学生及其他同年龄段的青少年收看的节目，而现在它的关注人群却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通过网络的发言和电视屏幕上滚动播出的手机短信，我们可以听到不少三十岁以上人群的声音。这一点在四川赛区的张靓颖的歌迷群中体现得犹为明显。因为远远在其他选手卡拉OK水平上的专业水准，张靓颖被称为“中学生里的大学生”，相应的，她的歌迷就年龄和品味来说也相对成熟，包括大量的白领高知和海外华人群体。有趣的是，他们连参与平民娱乐时也放不下身架，在各大BBS拉帮结派，公然以“社会精英”自命，并将歌迷口水仗演化成一场关于人才的战争，将素质讨论上升到维护中国人形象的高度，借此攻击不公正的评委和媒体，为歌手讨回公道。很快，其他选手的歌迷也纷纷效仿，皆以“高素质”做虎皮拉大旗争夺话语权。例如，李宇春的彬彬有礼一度被理解为帅哥之风，此刻也被再度诠释为素质的代名词。娱乐节目给人带来的快感也许就在这些令人始料不及啼笑皆非处吧。在一个被主流媒体斥为“低俗”的节目里，“素质”一词却成为位列“自我”之后的第二高频关键词，在卫视的商业操作和歌迷的英雄主义里发挥了巨大作用。
因为正在做和婚姻家庭有关的素质研究，看到这个词又在似乎最不可能的地方出现我不觉莞尔，兴起了一探究竟的兴趣。古汉语中，“五行之素质”指的是宇宙构成的本体性元素。
日本在明治维新走上现代化道路后，将这个和汉字书写系统一起借过去的古词赋予了新的意义：从事某一职业的人群应具备的品质。当现代化也成为中国梦时，这一古词新解和其他大量从日语回流的词汇（如革命、民主、文学等）进入了现代汉语，构成了主导意识形态的一环。改革开放初期，素质一词常和优生优育联系在一起。沿着这一提高人口质量论调下来的，是现在一波高于一波的素质教育大讨论。它和政府报告遥相呼应，共同指出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是培养高素质人才。在政府的大力扶持宣传下，素质一词深入人心，其应用范围早已超出职业品行，渗透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甚至在相对私人的婚姻家庭领域，素质也被用来衡量夫妻角色的扮演，2004年热播的《中国式离婚》及随后跟进的关于中年妇女低素质的大讨论就是一个例证。
虽然街头巷尾人人争说素质，可是和自我一词一样，它却始终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1987年召开的素质研讨会上专家们无法就其确定涵义达成共识，而只是笼统地将其定义为一个区别性的概念。也就是说作为区别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经济发达/落后地区的标杆之一。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会常常听到这样的论调：中国人普遍素质比欧美国家低，农民工的素质比城里人低。换句话说，素质的庐山真面目其实很简单，与个体在全球化市场里所具有的商品意识和经济价值直接挂钩。
得出了这个结论后，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超女”里所蕴涵的素质问题，就会意识到新自由主义经济话语已经渗透到了娱乐节目的语言当中。按照上述经济标准来衡量，久经市场考验(也因此患上了“商业黑幕强迫症”的)“超女”选手和观众绝对是高素质的。据调查，从最开始参加海选到进入各赛区十强之前，选手是要承担自己的一切花费的，包括交通、食宿、通讯、服装等等在内的各项支出对于年龄多在十四到二十二的小姑娘们来说绝不是一个小数目。据《望东方周刊》报道，一位来自福建的女孩子为参加第一轮海选就花光了三个月的工资。难怪全国前十五强选手里只有一位来自农村，本来这就是一场城市孩子们的“高素质”狂欢，其挥霍青春和金钱为明星梦投资的竞争残酷性也许并不亚于另一种形式的阶级斗争。联系到“养一个孩子要四十九万元”的近期热点报道，我们不禁要问，打扮光鲜的选手身后站着多少衣着朴素却期盼殷殷的父母？要实现三十秒“想唱就唱”的美丽承诺需要投入多大的资本？造就一个“高素质”的人才需要多少“低素质”的身体付出廉价劳力进行原始积累和投资？
对于被十五万高素质选手煽动的成百上千万高素质的观众来说，表明他们存在价值的收视率、点击数、短信投票、人气调查归根到底也都只是一个字：钱。谙熟商品经济规律的“精英”网民们更是具有极强的自觉意识，为湖南卫视的商业炒作宣传策略出谋划策，喊出了市场就是硬道理的口号。一位长期做金融投资的新加坡歌迷，把湖南卫视造星运动当作一次风险投资，把各个选手看作证券市场的上市股票，指出只有采取多样化策略才能通过少数成功投资的高回报弥补失败的投资，以减少风险。这一“高素质”的评论并非空中楼阁，正是“超级女声”主办方的投资策略。至此，素质在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里的含义也就呼之欲出了。正如人类学家Ann Anagnost所指出，素质作为一种新型身体政治，将个体生命重新定义为一个资本积累的过程。既然每一个高素质的个体（经济）价值的实现都要建立在大量低素质身体的耗损与牺牲之上，那么资本主义精神的真正逻辑也许并非是韦伯所定义的有节制地追求高效的新教伦理，而是法国思想家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所指出的非理性超级奢靡浪费定律。
中国梦
“出名要趁早呀！”张爱玲奶奶的名言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大规模地身体力行过。抱着对成功的渴望，上至八十九岁下至四岁的十五万人加入超女行列，成为湖南卫视及其赞助商实现市场梦想的小小卒子。的确，市场，这可能才是当下中国最大的梦想。它最终揭示了前面几个关键词的魅惑所在。在“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大众新娱乐舞台上，这只“看不见的手”才是最光彩夺目的明星。既然快乐成为了新一轮生产力，就难怪中央电视台的“梦想中国”、湖南电视台的“快乐中国”都争着以“盛世大联欢”的形式将对市场的欲望包装成全民追逐快乐的理想。
市场，是中国赢得世界的梦想。市场，更在世界范围内制造着一个梦想的中国。“超级女声”不仅抢占了海外华人的文化市场，而且更吸引了他们的参与和幻梦。通过给国内亲友媒体打电话，给心仪的选手快递礼物，在国内各大论坛发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投票等等方式，异乡异客们仿佛穿越了时空的界限，在梦幻中扩展了文化中国的边疆。更有不少狂热的民族主义歌迷不仅相信长于翻唱英文歌的张靓颖可以为2008奥运会开幕式添彩，更可以代表“高素质”中国人的形象打败欧美选手夺取格莱美大奖。在网上一片“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呼喊声中，世界似乎从来没有离中国这么近过，可却始终只是白日梦般的呓语，镜花水月的虚幻。
“我们离世界公园越近，离世界的真相就越远。”这句话同样道出了“超级女声”的“黑幕”。如贾樟柯影片《世界》所示，幻灭感始终是被歌舞升平的大中国形象所压抑的不和谐音，以委婉曲折的方式在网络上得以体现。当《今日美国》报道中国人以参加选举的热情给超级女声投出神圣的一票时，当网上动辄发起万人大签名批评主流媒体和社会权威时，当娱乐论坛以惊人的刷帖率成为表达公平和道义的首选场所时，当精英网民挑战商业黑幕建设诚信社会的雄心被越来越深的无奈茫然取代时，我们知道媒体民主化的时代还未来到，而中国人隐秘的最终梦想也可能并不是电视屏幕上膨胀发酵的快乐中国。既然真正的焦虑和欲望无从言说，那么“爱向虚空茫然处”（借用王安忆近期的小说题）也许就是对于这场平民狂欢的最精准描述。
肖慧，博士生，现居美国，曾发表论文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