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实际工作、有痛感的问题、重新理解文学

作者：张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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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涯》改版十年，与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化、思想和文学的变化，是联系在一起的；头绪很多，我谈三个方面的感想。
　　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学知识分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丧失了一种实际工作的能力。办一个杂志，特别是在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办一个文学杂志，我不想把它说得多么伟大，但它确实是一种很实际的工作，做这样一种实际工作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很多人不愿意去做，而且愿做也不见得能做得好。当我听说韩少功、蒋子丹这样的作家去办一份杂志，就想，原来我们的文学知识分子还有做事的能力——在我身上还有我周围很多人的身上，这种能力已经丧失掉了。不但是丧失了这种能力，而且慢慢的我们会有一种因为丧失了能力、不去做实际工作而产生骄傲的想法。这说起来有些奇怪，怎么会因为不去做实际的工作而骄傲啊？实际的情形就是这样，其实是一种扭曲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杂志能够办下来，而且办了十年，办到现在这么好的程度，这个里面体现出的实际工作的能力，是很可贵的。
　　我一想到《天涯》，就会想到一件很小的事情，最早《天涯》送给大家的时候，是蒋子丹委托某个人在一个城市里一块儿订好，然后再寄到各自家里来的。我就很奇怪，她为什么不让人自己去订。蒋子丹说：“太麻烦了，再说，让你们自己去订你们很可能不去订。”我很惊讶工作能够想到、做到这么细致的程度。
　　第二点我要谈的是，在1990年代以来中国加速度变化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精神活动的场域问题。一种情形是可以不关心这个变化，置身事外——当然是否真能够置身事外是另外一回事；另外一种情形是所谓的关心这个变化，但其实是跟着这个潮流一起变化，与时俱进或者随波逐流。《天涯》却能够在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潮流中随时发出一些提醒的声音、一些质疑的声音、一些不那么好听的声音，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刚才我听到谁说到边缘这个词，如果一定要使用边缘这个词的话，《天涯》可以说是在边缘关心重大的问题、在边缘关心中心的问题。当然，关心中心的问题可以在中心关心，或者站在边缘就什么也不关心。而《天涯》的这种立场，我觉得这其实基本上应该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或者说是文学的立场。为什么说是文学的立场呢？我理解文学的立场就不是随波逐流的立场，也不是漠不关心的立场。
　　我还想说，《天涯》对一些重要问题的关注、讨论和参与，虽然其中的一些观点和想法我们未必就完全认同，但我个人却特别珍视这样的问题意识中所蕴涵的真切的现实痛感。没有这种真切的个人痛感，即使理论和思想正确，也可能是“伪士”，鲁迅终生都不喜欢这种知识分子。
　　还有，谈到“民间语文”和“作家立场”这些栏目，我就想到我们的文学观念是从哪里来的。
　　文学是一个制度化的过程，在这个制度化的过程当中，伴随的是不断的排斥，就好像我开始接受到很多东西，但是后来有个人告诉我说那些不是文学，于是我就把它排斥掉了；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又有人告诉我什么什么又不是文学。比如说我小时候听老人讲故事，后来到我学文学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是故事，而不是文学。然后慢慢地排斥到最后，终于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封闭、越来越孤立的一个圈子，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把它叫作文学。
　　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个圈子说得好听一些，比如说随着它越来越孤立，它越来越“上升”了，就是说它越来越“高”了。但我有时候想，如果文学不是一门“上升”的艺术，如果文学是一门“下降”的艺术，那么它会怎么样？文学在“上升”的过程中，获得了很多的技巧、很多的意识、很多很精致的东西，但是它丧失的是什么？那样一个很广阔的、那样一个很基础的、那样一个在我们的文学教育中不断被排斥掉的东西，真的是没有用的东西吗？那样一个东西真的是和我们的文学没有关系的东西吗？所以说我觉得，像“民间语文”、“作家立场”这样的栏目的设立，不应该说是在文学这个门类之外又有了一个其他类型的栏目，不必说它是一个另外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就是文学，就是一个本来不应该被我们关到文学的大门之外的东西。
　　我的意思是说，文学其实可以“下降”到广阔的地面上来，不必老是悬在半空中。
　　（根据会议发言整理）
　　
　　张新颖，学者，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双重见证》、《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