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双向的沉重
作者：蒋子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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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8日清晨，年轻的民间动物保护人士王培从北京某幢楼第二十四层跃身而下，结束了自己仅仅三十三岁的生命。我在网页上看到了她，一个素面朝天笑容清纯的女孩，充满阳光的眼睛里看不见一丝厌世的阴云。可是她选择了死。
王培的遗体没有经过非正常死亡必需的司法鉴定，因为她的亲朋好友对其死因没有异议，她生前的表现让他们相信，她是由于无法忍受人对动物的残害而自杀的。这个为世俗之人无法理解的动机，是致她于死的原因，也是她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谈资和笑料。当事后有人找到她居住的小区，向人们打听她的时候，得到了这样的回答：噢，你问那个为猫狗牛羊寻死跳楼的呀……
事情是不是显得有些残酷？王培曾经是一个外资公司的白领，有着令大多数青年人羡慕的工作和收入，可是五年前她突然辞去了这份美差，为的是全心参与民间动物保护工作，直到死前不久，就任世界农场动物福利协会中方首席代表。这期间，她跟同道的朋友一起做了大量动物生存环境调查。这使得她不得不亲临现场，目睹温柔敦厚的牛被脏水灌注撑破了胃，睁着迷惑的眼睛轰然倒地；目睹活泼可爱的貉被剥皮的刀尖浅浅划破肚皮，活生生被人脱衣服一般剥去它华丽的皮毛；目睹蜷缩在囚笼里的黑熊肩负沉重的铁马甲，仍然被无情地抽取化脓渗血的胆汁……一次次严重的心理创伤，使王培常常面色苍白浑身颤抖，并且在事后情绪低落彻夜不眠。她还得拿起笔，仔细回忆并且描述那些令人发指的细节，以便让更多的人明了真情。
我一直在假设生命的最后一个夜晚，王培想了些什么？
也许她在心里千万次地问，动物保护出路何在？
她曾经和所有动物保护实践者一样，对国家早日正式出台动物保护法律法规翘首以盼。由于国际贸易、公共卫生安全和环境保护的形势所迫，动物生存环境的问题被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政府重视加国家立法，蛊惑人心的前景已经若隐若现之际，现实的情形总把她重新拖入沮丧，如果立法的动机只出于人类或国家功利的考虑，关怀的力度和深度到底会有多大？如果人的熏心利欲不能遏制，一个动物保护法就能让积重难返的动物问题迎刃而解？动物保护名声大好的西方各国，不也在斗牛、猎狐、棒杀小海豹、捕杀海龟和鲸鱼吗？《婚姻法》出台了几十年之后，包办婚姻、买卖婚姻、重婚和骗婚还在真实地发生着，法律用于人尚且如此，况乎用于动物？那个千呼万唤不出来的动物保护法，会不会只是聊胜于无的官样文章？
也许她回忆起一些负面的消息报道，给她原本无望的心境雪上添霜？
复旦大学的某研究生，以救助小猫为名，从动保人士手中骗取三十多只猫仔，作为自己发泄病态情绪的对象，一只只残害致死。而他的家人跟媒体对话的时候，还一再强调这个孩子学业如何出类拔萃，待人如何彬彬有礼，希望众人不要为几只小猫过于苛求他，给他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某省电视台以科普教育作幌子，将三只小猫从四层楼的高度抛向地面，为的是要证实一下猫在空中的应急能力，看看它们是不是真如俗话所说有九条命。而110的警察被人呼叫到现场之后，一边埋怨打电话的人大惊小怪，一边嘱咐电视台扔猫的人找个僻静点的地方拍去。中国饲养着用于抽取胆汁的活熊大约七千多只，亚洲动物保护基金尽了极大的努力解救出来的亚洲黑熊才一百多只。有关人员总是解释说，熊胆入药是中国医学的一个传统，原来是杀了熊取胆，一只胆就要消灭一头熊，而活熊取胆还能让熊活着，也是保护动物种群的一种方法。王培在调查中一定看见过，有的熊很小的时候就从野外被抓来放在笼子里，二十年以后熊长很大了，饲养它的人都没想过要给它换个大点的笼子，等后来被解救出来时，熊的身体完全佝偻，笼子限制它的生长，脊梁是弯的。
这样叫人难以置信的事件，一次次使她处身充满谎言的世界，而以科学和仁慈的面目出现的谎言，还有那么多保护者和支持者，使她在无能为力之余几乎不能再信赖什么。
也许她想起了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的遭遇？
卡逊在1962年出版了那本惊世骇俗的专著《寂静的春天》。书中对被授予诺贝尔奖的重大发明农药滴滴涕提出了挑战，揭露化工界财团只顾商业利益大规模喷洒剧毒农药，导致鸟类鱼类大量死亡，毒性通过食物进入人体，诱发癌症和胎儿畸形的事实，令工业文明的负面影响第一次受到正面抨击。当事实使人们不得不承认这种现状之后，卡逊似乎冲出了大财团大资本组织的围攻，她的观点已然被美国公众和社会普遍认同，《寂静的春天》几乎成为第二本《汤姆叔叔的小屋》。人们称，她的声音惊醒的不仅是一个美国，甚至是整个世界。然而，当她在两年后因病去世，友人去参加她的葬礼时，却看见了最具讽刺意味的一幕，教堂周围每棵树上，都挂着一个醒目的警示牌：由于要给树木喷洒杀虫剂，上午7：00至下午4：00此处不准停车。
这就是一个生态保护主义者的结局。这是多么深刻的嘲弄和讽刺呀。
在强大的社会习俗和行为惯性面前，个人的作为是这样微不足道。这样的前车之鉴足以把王培引向貌似宗教的神秘主义，世界上所有生命过程严酷的无意义性，可能占领她全部的思想。
老子在两千多年前就道出过一个残酷的事实：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刍狗，古代人曾用草编成的狗代替真狗作为祭祀的牺牲。此话意指万物之生命在天地间自生自灭，好比用过的草狗毫无价值。既然大自然的铁律就是让一切生命各自承受各自的痛苦，除了顺其自然的麻木不仁，还有什么可讨论可思想可争取可期许的？一旦逃进了这样的心灵庇护所，她将陷入连悲观都不能的更大的悲观之中，生命成了一个完全神秘和令人痛苦的谜，这个谜可能诱使人以决绝的一跃摆脱这一切。
可是对她这样有着精神追求的人而言，精神生命将超脱自然生命而存活，生命不会以肉体的死亡为终结，而会以不同形式反复轮回。只要她不打算放弃她的理想，她就没有解脱，也永远无法解脱。
也许王培最大的悲哀，就是自己生为人类。我相信她在面对动物悲惨境遇的同时，还将接触到许多同样处在悲惨境遇里的人。比如说，以给猪牛注水的劳作换来微薄薪水的失地农民；因为饲养规模小条件差而交出自养黑熊，从此失去生活保障的小业主；在寒风中剐着貉皮以供生产贵妇们的皮褛所用，自己身上却衣衫褴褛的村姑……当对动物的保护和对人的剥夺需要同时进行的时候，她该怎么办？又能够怎么办？
对于我来说，王培是一个陌生人，或者说当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之所以格外关注她，是因为我的近两三年的经历，让我对她的绝望有一种特殊的理解，所以对她的最后一夜有着感同身受的想象。王培的绝望，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我的绝望。
三年前因为一个非常偶然的关系，我接触到了一些动物保护人士，以至我常常被朋友们取笑说，已经进入动物界了。学会与动物和谐相处，是人类越来越需要重视的一个问题，也是自然生态保护中最复杂的一个问题。
早在1999年，《天涯》杂志开过一次“文学与生态”主题笔会，全国许多著名作家和学者都应邀参加了。会后形成的《南山纪要：我们为什么要谈环境—生态》，曾在国内外引起过很大很好的反响。做完这件事情以后大家都很有成就感，但我今天要很坦白地说，那时候我虽然是《天涯》的主编，也认真参与了笔会的组织工作，但对生态问题其实挺懵的，我真的动心动肺地去关注了生态吗？根本谈不上。
所谓“进入动物界”的原因，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使我在北京认识了一位收养流浪动物的女士，名叫张吕萍，我被她感动，并由此着意要写一本关于动物的书。张吕萍从自己养狗养猫开始，到接受别人遗弃的狗和猫，先后救助的流浪狗和猫一千多只，她的救助中心至今同时收容着六百多只。狗和猫跟别的东西不一样，不是藏书藏古董，顶多再多弄几个书架博古架摆着，这些活物每天要吃、要喝、要拉、要撒、要看病、要清洁，这是非常大的考验。从十几年前起，张吕萍把她的家产都投入到动物救助上，五十岁出头了，至今还是独身。她放弃了普通人的正常生活，这么多年来没有看过电视，更不要说打牌、看演出、探亲访友、游山玩水。但她做出的这一切之后，反而常常会遇到责问，你有这么多闲钱救助动物，干吗不去救助失学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