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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07年第1期

在藏区支教(2006)

作者:肖陆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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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张伦有说这地方漂亮后的第二天,学校终于开学了。书是运到了,但数量不够,只好两个同学用一本。书上该写谁的名字,还要互相争论一番。尽管这样,学生脏脏的脸上还是显露出无限欣喜,这感觉我们小时候都有,新书的油墨香总能刺激人的幸福神经。
  张伦有如愿加入我做班主任的三年级。那是他来学校后一直唠叨的。他坐在第一排,上我的语文课,他汉族人的优势显露无遗。上第一堂课我让学生们轮流上讲台介绍自己。他在下面憋了很久,总算轮到他上台了,先给大家深深鞠了个超过90度的躬,然后操着贵州普通话说:
  大家好,我叫张伦有,今年15岁,上小学三年级,来自贵州省兴义市晴隆县花贡镇竹塘村。
  掌声一片。
  上语文课,上数学课,上藏文课,上音乐课,上体育课,上劳动课,张伦有同学在白马雪山藏文学校的三年级学生生活不知不觉过去了好几天。
  这几天又发生了一些事。
  我的手被刀子划伤,张伦有勤快地帮我洗衣服,勤快地去学校后山荆棘丛里晾衣服,又勤快地帮我收回来。
  张伦有洗脚时借别人的拖鞋,忘了还,结果弄丢了一只。主管生活的老师觉得这孩子比起这里的藏族孩子,过于娇气,缺乏受苦的经历,于是吓他,如果找不回来就要他赔。这个只带了小背包出来,什么都没有的孩子吓坏了,哭了,让同学敲我的门,自己偷偷跟在后面,眼泪还没有擦干。
  拖鞋当然没让他赔。但经过这件事,我发现自己粗心了,这个和我一起来的孩子,没有任何生活用品,从毛巾到脸盆,从牙刷到吃饭的碗。于是在一次为学校采购物品时,我帮他都买齐了。上海捐赠过来的物品里,我帮他挑了几套能御寒又时髦的衣裤。
  没过多久,我就看到穿着新衣服的张伦有在校园里走动。
  最后发生的那件事,出乎意料。
  张伦有逃跑了。穿着学校发给他的新衣服,带着我给他买的碗、调羹、拖鞋、牙刷、牙膏和一盒百灵鸟牌面霜。我赶到他的寝室里时,被子乱糟糟的团在床上,人已经不见了。他的同学说,昨天晚上看见他在整理东西,今天早上天没亮就走了。
  我和学校的藏族老师达瓦雇了辆面包车,一路追赶,在离学校17公里之外的路上找到了他,达瓦老师惊讶地说,这小子太厉害了,真能走。
  他低着头,我几乎看不到他脸上的表情。我们坐在公路边,下面就是深不可测哗哗流淌的金沙江。吃早饭了吗?我问他。他摇摇头,嘴巴微微动了动,我听不到任何他发出的声音。我从包里拿出饼干和水给他。
  他吃得很小心翼翼,眼泪慢慢地流了下来。
  你想去哪里?我问。这次他的回答有声音了,他说,这里太脏了,同学又不讲卫生,我想爷爷奶奶了,我想回家,我想家乡的树林子。你打算怎么回家?我问。走路回去,他说,先走到大理,然后爬运煤的火车回家。以前我们家乡有人爬过。我转头看看急流的金沙江,哭笑不得。我耐心地告诉他这里离大理有多远,那天我们坐车都花了十个小时,如果走路,要几天几夜才能到,山里晚上这么冷,就这么走回去,不被冻死也会饿死的。
  我忘了自己说了多久,说了多少大小道理,我只记得最后我说,老师答应你,你先在这里试着读一学期,如果等到放假了你还不适应这里,老师就亲自送你回家,顺便去看看你家乡的树林。
  他还是低着头,嚼着嘴里的饼干,嚼了半天,终于点了点头,说,好的。
  事情终于解决了。这时早晨升起的太阳刚好照到峡谷里的村寨上,白色的房子,黄色的屋顶,绿色的麦子,白色的江水,牛羊已经出来吃草,炊烟已经袅袅升起。江的这边,我们在云南地界,江的那边,则是四川。我看看身边这个无助的孩子,看看一江之隔的云南和四川,想起刚才自己一本正经充当一个明白事理的师长,又想起以前在上海日日夜夜上班下班的忙碌生活。一切都显得不那么真实,我想我还没准备好当一个老师,但责任已经到肩上了。
  张伦有同学最后还是固执地走了,还算令人欣慰的是,这次他不是逃跑的,而是校长喇嘛亲自把他送到县城香格里拉,买了张去昆明的长途汽车票送他上车,最后让他从昆明自己坐火车回家。临走时,我给了他300块钱,大半个已经快被风干的面包,一把几乎没牛奶味的牛奶糖,几个长得营养不良的苹果,还有一包新康泰克感冒药。
  现在的教室里,张伦有同学坐的那个位子仍然空着,我常常想起他那飘忽不定、一会看天、一会看地、一会看你的眼神,也常常想起他最后跟我说的那些贵州口音普通话,他说他没办法不想爷爷奶奶,没办法不想家,一想家的时候,心里的那个感觉,很痛,一想起来就受不了。对不起,老师,真的对不起,我真的想回家。
  这大概算是我短暂教师生涯的第一个挫折。我曾自信满满地认为自己会是受学生爱戴和崇拜的好老师。但事实上,我甚至都不能说服一个流落他乡的孩子留下来读书。
  张伦有临走的那天,天空阴云密布,山上下着雪,学校下着雨,很冷。同学们都冒雨到校门口送他。我一再对他说读书有用的道理,一再对他说回去不能干坏事,一再对他说路上注意安全,一再对他说那300块钱不要乱花,回去能上学的话就拿去交学费。他都一一答应了我,但我不确定他真的会按我说的去做。再说,回到家里一个人他该怎么生活呢?一切都是个未知数,但我相信这个叫张伦有的家伙,他既然有胆子从家里跑到这么远的地方上,还有胆子走路爬火车回家,他一定会找到办法,继续生活下去,也许是跑到六盘水找久未谋面的爷爷奶奶,也许是村里有好心邻居收养他,也许是跑进林子里,继续砍树卖树为生,也许还有我想不到的办法。
  校长喇嘛对他说,不管什么时候,你想回来读书了,联系我们,我们派人接你回来。
  他做了我十一天的学生,这期间,他对我说了很多次谢谢,最后那两次我记忆犹新,一次是在校门口临上车前,他低着头不停地说老师谢谢你,老师谢谢你。还有一次是他已经到达贵州新义市时打电话给我,他在电话里说,老师,我只要再坐两次车就可以到家,谢谢你老师,谢谢你帮助我。
  我想他说了这么多次谢谢,至少可以证明他是一个懂得感恩的孩子。不管怎么样,我想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未来的路也许容易走些。
  
  打人的坏老师
  
  那个打人的坏老师,就是我。
  现在我相信了,现实的破坏力无比巨大。如果只是躺在家里想想,搭上一辈子时间,我也想不到自己原来是那种人,那种让自己厌恶并诅咒的老师。抡起教鞭,划出一道丑陋的弧线,愤怒在心中爆炸,理智瞬间灰飞烟灭,这一棒下去,当初幻想为人师表的美妙感觉,粉身碎骨。
  我之所以鼓起勇气,在这里揭发自己,是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打学生了。说白了,我还是缺乏承认错误的勇气和应有的态度,你知道,坦白从宽最好在第一时间,我已经错过了。
  所以现在我发誓,即使有学生爬到我头上,顽皮地拉屎拉尿,我也不打他了。事实上,不久前的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上完课捧着语文课本,经过一楼的楼梯口,真的差一点被一泡从天而降的童子尿尿到。
  有时候我推托责任地怀疑,我那打学生的暴力基因是不是来自遗传,我爷爷、我爸爸、我姐姐都是桃李满天下的教师。按照逻辑推理,最大的嫌疑人应该是我爷爷,因为他是旧社会的私塾先生,你知道,那时候体罚学生是吾国的优良传统。但他老人家在我4岁时就去世了,我已经记不起他到底是不是个威严四起,令人敬畏的老头。而我的爸爸和姐姐都是性格温和的人,我很难想象他们也会像我一样,挥舞着棒子,凶神恶煞。
  罪孽还是在于自己。
  刚开学那几天,你知道,我信心百倍,以为一个举世无双的好老师降临在白马雪山上。我捧着我的笔记本电脑,拿着地球仪,还泡上一杯咖啡,神气十足地来到讲台前,兜售自己二十多年来所见所闻所想,指望着在一堂课时间里,就为这里的孩子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改变,你知道,我雄心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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