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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07年第2期

老板原来是旅长

作者:陈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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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嫂打电话给我,电话筒中,有她的话音,还传来了低低的抽泣。
  她有些语无伦次地说,申哥病得很厉害了,可他仍不愿去医院,她认为申哥对我说的话比较听得进,让我劝劝他。
  
  申哥比我大二岁,我们的友情,已有三十多年了。“文革”中,我们同在一个红卫兵战斗队,他是队长,我为副。后来,又一同下的乡。1970年,我们的生产队从北京来了几个知青,都是原红卫兵,是申哥到北京串连认识的,因观点相同,后成了哥们。
  那天,申哥悄悄将我喊去,说:古巴共产党的二号领袖格瓦拉,带头离开舒适的生活与家庭,进入了亚非拉的丛林,领导世界革命,但不幸牺牲了。因此,他决定同北京来的那几个知青南下,到缅甸去参加共产党游击队,加入世界革命的行列,完成格瓦拉的未竟事业。而云南边境,就有缅共人民军的招募站。
  申哥还问我:南八,你去不去?
  “南八”是我在红卫兵战斗队中写大字报时的笔名,取自于唐朝的一位历史名将。
  申哥的话,让我大吃一惊,也令我激动万分:参加缅共游击队?这可就是参加新的红军长征啊!很长时期,我们都只恨自己没能生在井岗山年代或长征的岁月,因而,错失了那么大好的参加革命事业的机会。我准备同申哥南下。
  然而,姐姐来了一封信,说母亲病重,望我能回家一趟。
  结果,我捏着那封信急急地赶回家后,固然赶上了在母亲尚有一息之时见老人一面,却也错过了南下缅甸的机会。申哥临走前,给我留下话:大哥就先行一步,到时我会与你联系,让你赶来的。
  然而,申哥那一走,就是二十二年,杳无音信!
  直到1992年春,我们才会上面。
  
  那一天,我陪几个朋友到南郊一家小餐馆吃饭。餐馆的菜味道不错,使我对餐馆老板有了些好感,便关注起坐在收银柜后的那个精瘦的独眼男人。
  当我向那老板递上一支烟时,我突然发现:我应该认识这个独眼龙,否则,为何如此面熟?右腿明显有些跛的独眼老板,也注视着我,一动不动。
  终于,我认出了他:申哥!
  只是,此时的申哥,已没有了当年的英俊、帅气,人也显得矮了许多。
  申哥也认出了我。
  二十二年后的意外相逢,自然使我们乐开了花,尘封已久的话匣子一打开,便如滔滔江水。
  
  那年,申哥到了缅甸,成了缅共人民军战士。一年后,他又成了缅共党员,还做了人民军连长。但也就是那一年,他唯一的亲人——在纺织厂当工人的母亲,因一场车祸而亡。当然,申哥是几年后才知道这事的,在缅甸,他往家里写过几封内容有真有假的信,他的情是真,他在哪儿工作的那些话,则都是假,他不可能将缅共人民军的事告知母亲。但是,他从没收到过母亲的回信,因而,也不知母亲究竟收没收到他的信。一个回国执行任务的人民军干部,也是知青,顺便到申哥的家里走了一趟,回部队后,将他母亲已故去的事告知了申哥。申哥听后,关在屋子里独自流泪一整天,三天也没吃下什么东西,还一个人跑到山上,面朝北方,扎扎实实跪着磕了几个头。
  以后,申哥越发一心一意在缅共人民军奉献青春与年华。在战争中,他失去了左眼,也被打跛了右腿。
  1989年初,年过不惑的申哥,当上了人民军缅北军区108旅副旅长兼参谋长。然而,自中国“文革”结束后,缅共人民军进行的革命斗争似乎就失去了罗盘,世界革命与格瓦拉,也日益离申哥他们远了、淡了、薄了。而且,1989年9月,人民军内部还发生了兵变,兵变部队将缅共主席德钦巴登顶礼送到中国境内,随后人民军各军区便纷纷宣布脱离缅共,而成为了金三角内一支支各自独立为王,不再有政治意义的武装集团。
  很多在人民军的知青,都陆续设法回了中国。申哥看到,脱离缅共的军队对革命的热情已远没有对罂粟花的兴趣高了,特别是军区的“特贸”指挥部的业务几乎公开化后,申哥便知道他的追求之路已到了终点,曾经火红般燃烧的信仰也不复存在,而转轨的生活,他又自觉不能适应,因此,该退出了。
  申哥是不辞而别的。他不能向他过去的上级与战友正式辞职,因为,他不知道人家会如何对待他的这个想法。108旅及其上司军区,虽仍号称“革命军”,但他已分不清,举着的旗帜,究竟是红卫兵袖章的放大,还是罂粟花骄横的艳丽?他不想再呆下去了,也不想听谁作什么劝说,人各有志,各有各的活法,特别是在今天,这个已不再有信仰的新时代。
  偷偷离开部队的那天,申哥还是很有些伤感,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一是给了“文革”,更多的则是献给了这缅北的丛林。他将他保存了二十多年的红卫兵袖章,还有他原有的缅共党证与人民军军官证,都悄悄地在丛林中挖了个坑,埋了,并垒了个小土堆。随即,他举起手枪,朝天打光了膛内所有的子弹,然后,向那小土堆,庄严地敬了一个军礼。
  回国的路途并不难。但是,在跨过国界时的那一瞬间,他突然改变了返回家乡的打算。家乡的城市,不再有他的亲人,仅仅只是他一个遥远的记忆;而国界那边的异国山林中,却有他长眠的战友与恋人,有他用鲜血浇洒的土地,更曾飘荡过令他热血沸腾的理想。他决定,就在云南边境安家,生活在可以望国境两方的乡村,像一个守墓人那样,享受难得的平静,了此一生。
  
  是申嫂,再一次改变了申哥的人生之路。
  申嫂叫田桂花,是湘西人,比申哥小十多岁,年轻时被人骗卖到云南边境乡村,结婚后不久,男人说是到境外做小生意,却一去三年,没有回音。申哥来后,一来二往,竟又结成夫妻,还生了个女儿。毕竟申嫂是曾嫁了别人的,留在云南生活,她心里不踏实。申哥却不怕什么,他见过的世道太多,没有什么东西再能让他畏惧。但他还是听从了申嫂的话,带着她和女儿婵娟远走高飞,1990年春回到了家乡。
  申哥离开缅北时,钱还是带了一些的。自从脱离了缅共,“革命军”的首长们,凭“特贸收入”,多多少少都成了大小不一的富翁,而不再是以往的艰苦。可是过境回国后,申哥就将其中的大部分,分寄给了他那几个死难了的知青战友的家里,其中,包括他从未见过面也未联系过的岳父岳母的家。他的爱人是一名河北知青,在缅共人民军,他们共同生活了三年。可是,政府军进攻时的一枚炮弹,使他那做人民军医生的美丽妻子永远离开了他。
  虽然,家乡仍有他少年时的朋友与同学,包括我这个差一点也成了他的缅共人民军战友的红卫兵伙伴。可是,申哥回来后,却不愿声张。因为,他的精神空间,几近被那二十年的战火生涯及对逝去战友的思念所占满,今天面对的人们,反而只是他眼中的一个个符号。
  申哥不想再续少年时的友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缅共党籍与人民军军龄,并未得到国内的承认。在云南时,他就已了解到,现在的政策,已不再像六、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初那样了。如今国内对他们的经历,只承认是“革命经历”,其它的却就没有了。而且,其“革命经历”还得有人证明,你确是在缅共内。申哥是自动离开部队的,他的“革命经历”能否得到国内民政部门的承认,还是个问题。
  每当想到这一点,申哥偶尔会有些难过,但很快,他又会没事了。
  有次,他同我讲到这事时,说:像格瓦拉那样伟大的人,还有很多中国与缅甸的战友,早就为那场世界革命的理想献出了他们的生命,而我却活到了现在,还能有什么怨言呢?毕竟,那种生活是我们自愿选择的,而并非谁人的逼迫。这事,你也知道,当初我们是为什么而出国的?“革命经历”那些东西,对我已不重要了。
  但是,我了解申哥,他虽是这样说,实际上他心里还是很为此事伤感的,因为,他的一生都是在为荣誉而奋斗,虽然,今天的人们大都已将那些东西视为虚无与乌有。在战火与硝烟中参加了近二十年的“世界革命”,流血流汗,差点还将命丢在异国他乡,到头来,却没有人承认他有过的光荣。这事,落在谁身上,谁都免不了要在心中滴血含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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