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风光：在奥斯卡的另一边
作者：向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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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审美价值和艺术奥秘又在哪里？
坦诚地说，企图从总体上归纳历届最佳外语片内涵博大、风格多样的审美价值，乃是一种痴心妄想。但艺术批评如果没有对于总体性的追求和野心，批评也不过就是一堆拎不起来的类似观后感一样的碎片。所以，将历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当作一种自律的电影活动和艺术现象，并把它们放在一个共时性的审美语境中，从中发现并提炼出最佳外语片之间的价值相通性或审美相关性，尽管难度很大，但仍然是有意义的，值得尝试。
综观历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我认为人文精神与批判理性是它们骨子里最相通的东西，也是这些影片的基本立场和终极价值。如果说得再具体些，最佳外语片的人文精神与批判理性就可以简约地概括成一句话，那就是“尊重大传统、冒犯小常识”。
所谓“大传统”，是指西方国家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在历史实践和文化传承中逐渐形成和建构起来的人文主义传统。这个传统的核心价值理念，不仅有我们熟知的关于自由、平等、正义、公正、民主、博爱、人权等等大范畴，也还有常常被人忽略的关于同情、怜悯、勇气、宽容、尊重和权利等等小范畴。可以说，所有获奖的最佳外语片都是人文主义大传统的捍卫者和表达者，它们的人文情怀常常渗透到电影画面和故事情节的细枝末节之中，在一滴水中去反射和体验太阳的温暖。而“小常识”，说的是主导人们日常生活的传统知识和意识形态，这种传统知识和意识形态往往是关于性别与性爱、种族与阶级、信仰与生命、国家与个人、政治与权利、身份与尊严、服从与反抗、道德与婚姻、爱情与伦理等场域内的成规惯例。这些日常化的成规惯例（也就是日常生活常识）往往又演绎为个人和家庭应当遵循的“公共规则”，从而也就自然地构建起日常生活的稳定秩序，经年累月之后，这样的成规惯例和日常秩序便得以充分地自然化，看上去就有一种天经地义的自然状态。而在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中，对上述“小常识”的冒犯可谓是家常便饭。获奖影片的批判精神和理性原则也就是经由冒犯和颠覆“小常识”来传达和表现的。对于那些获奖电影来说，审美的维度高于一切世俗的维度——日常生活的成规惯例如果不能有助于生命自由存在和人性健全发展的需要，那它们就是不折不扣的陈规陋习，就应当被理性地批判、被审美地超越。所以，冒犯“小常识”，正是为了尊重“大传统”，两者在价值取向上合而为一，是一种深刻辩证的互动关系。限于篇幅，我在此仅以1985年的获奖电影《官方说法》作为个案，略加诠释。
《官方说法》是一部阿根廷的剧情片。讲述1980年代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日常故事。但电影的主题却指涉到历史叙事与历史真相的博奕命题。按照约定俗成的既定常识，人们的历史知识只能来源于历史典籍，其中，历史教科书无疑又是最权威的历史叙事。在这个常识的结构内部，暗藏着一种能够置换和替代的逻辑关系：历史书写（叙事）=历史记录=历史真相=历史。所以，阅读和学习历史教科书，就等于理解和认识了历史。电影中的主角阿莉西娅是中学的历史教师，她对历史的理解就是以上述常识为准则的，常识对于她就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同时她也要求她的学生按常识的方式去理解历史，说“理解历史便是理解世界，历史是人民的记忆”。阿莉西娅所遵循的常识系统有一个深刻的漏洞往往被汲汲营生的人们忽略了，那便是“谁是历史的书写者，谁有权力来书写历史”？换个说法，这个漏洞直接指涉到权力与叙事、权力与知识的话语场域，而且也深刻地反映出历史书写与历史真相之间的悖谬和裂隙。阿根廷军政府在1970年代为维持其暴力统治，对社会进步人士肆意迫害和血腥虐杀，如此深重的民族灾难和残暴罪行在“官方说法”的历史叙事中却被“蒸发”掉了，以致于生存其中又置身事外的历史教师阿莉西娅，对这段绝不遥远的残酷历史竟然一无所知。颇为反讽的是，正是因其对真实历史的一无所知，阿莉西娅才享有一份幸福温馨的中产阶级生活，活在一种甜俗的遗忘之中。然而，历史真相却在最不经意的日常时刻与阿莉西娅相遇了——她的朋友安娜、一个七年没有消息的女人从国外回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与阿莉西娅邂逅。在随之而来的聊天中，安娜用哭哭笑笑的方式讲述了自己在军政府监狱中惨遭轮奸的不幸遭遇，讲述了暴力机器对狱中孕妇的残酷迫害——强行剖腹生产，并将婴儿秘密送交无子嗣的中产阶级家庭收养。阿莉西娅被安娜的不幸往事震惊了。她的震惊不只是因为她终于意识到历史叙事与历史真相之间的悖谬和裂隙，更深刻的原因还在于她自己的家庭生活中，可能就隐藏着一个不为她所知的历史真相——她的养女正是在军政府统治时期，被当律师的丈夫收养的。这就意味着，她从来就不在历史之外，她其实就在历史之中。无论是作为一个历史教师，抑或一个母亲，她都必须寻根究底、找到历史真相，给自己也给养女的生活一个充分正当的理由。在她寻觅养女身世的坎坷过程中，历史真相逐渐从被遮蔽的深渊中打捞出来——军政府暴力机器的残酷罪行、现行政府对真实历史的改写和肢解、以及阿莉西娅所在的中产阶级社会的虚仁假义——所有的真相都使阿莉西娅深感震惊，使她从一个常识的守卫者最终演变成常识的冒犯者，并在良知的询唤下离家出走了……
阿莉西娅的逐渐觉悟和最后抉择，完全颠覆了她自己习以为常的历史常识。这样的历史常识被“颠覆”之后，人们离历史不是越来越远，相反，是越来越近了。奥斯卡选出的最佳外语片往往也就是在经由对诸多常识的“冒犯”后，坚定地捍卫了人文主义的大传统。因此之故，也有一些激进的左翼人士时常指责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评选标准的保守倾向。事实上，从价值观念和艺术实验的层面上看，多少年来，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确有一种相对稳定、因而也多少有些保守的倾向。然而，保守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审美境界，或许正是因了在尊重与颠覆之间的某种张力和平衡，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才能历经几十年风云变幻，仍然一路风光走到今天，其独具韵味的影像魅力不但没减，反倒有了一种“喧宾夺主”、后来居上的繁荣气象。
关于“奥斯卡情结”的一种解读
与中国文坛持续多年的“诺贝尔情结”相对应的是，中国电影近年来也形成了有目共睹的“奥斯卡情结”。屈指算来，从1990年的《菊豆》到2006年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夜宴》，中国电影的“冲奥”历程已有十多个年头。十多年的“冲奥”历史应当分为两个阶段：1990年代上半期是“冲奥”的第一阶段，张艺谋执导的电影《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李安的《喜宴》和《饮食男女》都相继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在这个阶段，中国电影的“冲奥”目标还相对单纯，就是为了实现中国电影和电影人“走向世界”的电影梦，为了收获中国电影在国际影坛上的艺术荣耀，也是为了提升参评电影导演的国际知名度和在国内的创作影响力。由于我们熟知的历史原因，第一阶段中国大陆“冲奥”的电影在当时要么不能公映、要么无法及时公映，并且大都以“中国香港”的身份参加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竞逐，多少就带有一种“准地下电影”色彩，因而在国内影响甚微、并没有真正引起大众传媒和电影观众的广泛注目。尽管如此，这一阶段“冲奥”的中国大陆电影不论存有多少是非詈议，它们确实又是与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审美理念和人文精神比较接近的电影，其获奖的可能性远远大于第二阶段（即2000年后），特别是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在1993年第66届奥斯卡典礼上与最佳外语片失之交臂，无疑是中国电影征战奥斯卡遭遇的一大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