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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乌素的守望者
作者：陈 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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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北榆林和内蒙伊克昭盟之间，人们对于春天的理解和感觉与别处截然不同，春和景明那只是书本上的风景，现实的春天是暴烈的、昏暗的，“乱花渐欲迷人眼”也只是温情的想象，真正迷人眼的是怒吼飚飞的风沙。与风沙相比，寒冷并不可怕，地下有煤，地上有羊，在家围着煤炉，外出披着羊皮，勉强可以应付。但是风沙作乱犹如天降神兵，凡人难以抵挡。只要走出屋门，被风沙裹挟，面部的皴裂是“指时可待”的。须臾，口腔、耳孔、鼻孔，甚至眼角窝都会盛满沙土，人活一辈子，肚子里不知吞进去多少斤沙土。这就是四万多平方公里的毛乌素沙漠给当地人的馈赠。
我从小生活的榆林正是毛乌素沙漠边缘最大的城市，它又被称为驼城。榆林是沙漠和黄土的交接地带，经历了长年的抗争，沙漠击败黄土，成为榆林这片土地的主角。大量黄土或被沙漠覆盖，或者干脆“变节”，退化为沙漠。现在虽然骆驼成为公园里供人照相的玩物，为数极少，但是以前它的数量是极为可观的，没有骆驼，这里的商业和市民生活不知要受多大的影响。现在当我重返故土，尤其是重新漫步在茫茫黄沙中的时候，我的感受是复杂的。说实话，沙漠赋予我们恶劣环境的同时也赋予了我们无数欢乐的童年和少年时光。那时候见识本来少，又没有与外界的对比，环境的所谓恶劣其实毫无感受，相反，正如好多人一样，总以为家乡就是人间美丽和谐的样本。
况且我本来是那么地喜爱沙漠！我记得在各种集体活动中我最喜欢的就是春秋两季的治沙造林活动，对于好动的孩子来说，那种劳动无异于变相的春游和秋游。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一路高歌着玩闹着奔赴沙漠的腹地，带着铁锨、水桶、脸盆，也带足了一天的食物和饮用水。我的食物是奶奶早就准备好的——在灭了火的灶坑内烤干的馍片。饮用水装在一个足以令我自豪的军用水壶里面，那水壶是很小的扁状的草绿色水壶，水壶上交叉绑着结实的草绿色帆布带，带子延长了挂在肩头，这种配备总使我产生一股莫名其妙的豪情。
开始分班分组分树苗，也分沙地，确定哪个沙梁到哪个沙梁之间归哪个班绿化。树苗是统一由林业部门的人拉来的，他们也有技术人员按照树木品种和大小的不同，确定行距、株距、深度之类。往往他们还没有讲完，大家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挖坑栽树。有的挖坑，有的在较远的地方的某个沙窝里取一些黄土，或在另一处取水。运来黄土垫在沙坑里是为了让苗子好成活，黄土即便贫瘠，但是与沙漠比，它涵养水分的作用还是要好得多。沙漠中地下水非常丰富，水位也浅得很，打井取水并不困难。其实只要稍微挖深一点的树坑都会湿漉漉地渗出水来，人踩在那坑里顿觉一股凉意升上来遍及全身。水和土先由专人运送到沙梁底下，然后接龙一样，那装土的篮子和装水的桶经由无数的手送到沙梁顶。
当大家干到汗流浃背的时候，植树的工作也就结束了。接下来就是沙漠摔跤赛、球赛和田径比赛，这些比赛的方便处是不怕摔倒，怎么摔都不会疼。有的人走到沙梁的边缘，往往会被“居心险恶”的同伴推到沙沟里去，那个“不幸的人”滚得满身都是沙子。有的人假装不小心走在沙梁的边缘等着别人推他，他好享受一次被“陷害”的乐趣，如果没有人推，就有点不被重视的小小失落，他干脆自己滚下去来一个“自杀”。
大多数男同学还要折了沙柳追打“沙和尚”，或者集体围剿野兔。“沙和尚”肯定是土名，学名到现在也不知道，它有点像微缩的蜥蜴，指头一样长短，是非常扁的紧贴沙面嗖嗖前行的四足兽，它背面是和沙漠颜色几乎完全一样的保护色，如果翻过来，腹部是白色的。有趣的是只要顺着长尾巴将它捉住，翻过来，它就不能动了。它没有毒，所以有的同学会取一些枯枝点燃烤着吃，撒一把盐在上面。我从来没有吃过，一来有点害怕，二来以为那样太残忍了。其实它在沙漠里到处打洞，我估计对植物是有利的。
榆林人对于沙漠是矛盾的，热爱的另一面是惧怕。这是我逐渐成熟以后越来越深的体会。这个古城受到沙漠的袭击是骇人的。远在明代，北城墙被迅速南移的沙漠覆盖了之后，整个城市失去了抵御鞑靼人的屏障，只得将城墙南移，城池范围由此缩小不少。没有想到，几百年后，东城门外的沙漠又与城墙齐平了。那就是我们植树造林最频繁的时代。风沙行进速度匪夷所思。那些沙丘，此时在这里，彼时却跑到那里，人们能抓住“沙和尚”的尾巴，却抓不住沙丘的尾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造林的人回忆，风沙天气挖树坑，当他们挖完第二个树坑的时候，第一个树坑就被沙填平了。几年前，我到伊金霍洛旗参观完成吉思汗陵，乘车返回榆林途中，风沙大作，天色一片昏黄。天天走这一线的客车司机居然辨不清了方向，在两条交叉的沙土路上不知该如何前行。犹豫地选择了一条道路，走了已经好一段时间后，他还在问身边的售票员：我们走得不会有错吧？幸好那天的路选择对了，否则我们要陷入沙坑等待救援了。
自共和国时代开始，榆林的治沙造林就成为全民的活动。要想保留这块祖辈生存的根据地，要想这个城池再过百年不会沉寂在茫茫沙海之下，那就得不惜代价与沙漠展开搏斗。只要通过造林固定移动沙丘，降低风速，这个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就不会消失。于是飞播造林、引水拉沙之类因地制宜的方法就开始由最初实施到推向全国乃至世界。
但是风沙之患没有因为成绩的取得而稍有消解，政策和方法的不当也造成了反复，沙化面积的控制又成为关键问题，一面固沙，一面沙化，成绩和问题抵消，景况不容乐观了。那些可怜的树苗就像有人生没人养的孩子——有人种，没人养护。我们曾经种过的树，大多数都因为这个原因枯死了，今年死了明年再种，陷入原地踏步的循环。那时，我们是抱着玩乐的态度去植树的，岂知那是极其辛苦极其严肃的事情。要真正对树苗负起责任，没有分片承包，没有奖惩机制是行不通的。种树所考虑的实际成活率要比它所带来的诗意和人生启示都重要得多。事实上后来真正的植树造林往往带有悲壮的色彩。榆林的三边（定边、靖边、安边）是中国著名的石油天然气基地，但是这里风难“定”，沙难“靖”，人难“安”。在这里人们植树并不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情，多是因为逼上梁山。所谓治沙英雄牛玉琴、石光银之类的人物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他们植树造林是因为自己的家园被沙漠所毁，甚至不得不迁移，再不治沙生存都成了问题。石光银在几岁的时候和一个小伙伴在村子里玩，竟被一阵暴烈的沙尘连人拔起刮到另一个地方，小伙伴永远消失了，只有他从空中摔下来却没有摔死，所以他从小恨透了风沙，立志要征服沙尘暴。但一个人动辄治沙几千亩、上万亩、几十万亩，那是需要耗尽人一生的精力的，那英雄的称号是和孤独、痛苦、高强度的劳动和身体的不断损耗相联系的。这岂是我童年少年的造林所能同日而语的？
毛乌素在蒙语里是“不好的水”之意，其实这是对这片沙漠的误解，我知道这片沙漠范围内无论地下水还是地上的各种“淖”和“海子”都是质量比较好的干净的水。只是在沙漠南缘，有一个叫毛乌素的小村庄，不知为何就以这个村庄命名了一个偌大的沙漠。沙漠的出现最早应该在东晋以后了。因为匈奴族大夏皇帝赫连勃勃当时营建都城统万城（今靖边以北白城子）的时候，他对那块形胜之地的评价是：“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未见若斯之美。”如果那时候统万城附近是一片不毛之地，如何能成为伟大的都城的首选之地？又如何能与赫连勃勃君临天下、一统万方的雄心相匹配呢？
毛乌素沙漠很有可能是人为的苦果。因为这一带正是几千年来汉族和北方少数民族杂居相处的地带，汉族的北迁，必然会把部分草原改造为耕地，而内附的少数民族也往往被安排在这一带，他们的汉化程度是很高的，必然受到汉族的影响，实行一种半农半牧的政策。另外，这一带是古代民族战争频发地带，战争的破坏不可低估，草场耕地被搁荒被毁坏的事情也是常有的。还有，过去屯田戍边的政策固然能起到一定的政治军事作用，但是为了取得足够的粮食，大量草皮被翻起，改为耕地，生态环境的恶化也是必然的。尤其是明代，以榆林为中心的九边重镇之最重要的一镇延绥镇设立以来，榆林周边地区获取了殊荣的同时也为将来的环境恶化埋下了伏笔。到后来人口的剧增与资源的相对紧缺构成矛盾，大量的砍伐，超限度的开发，就使已经脆弱的生态遭到进一步重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