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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08年第1期

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

作者:洪治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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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两年来,“底层写作”甚嚣尘上,好不热闹。作家们倾心书写,刊物编辑则鼓而噪之,似乎“人文关怀”已笼罩神州,体恤之风吹遍大地。我当然非常高兴,因为我也是生于底层,长于底层,现在有人来自觉地关怀了,感激之情,难于言表。
  但是,当我带着朴素的感恩之心来读那些“底层关怀”的小说时,我的心里却感到很不是滋味。它们带给我的,常常不是温暖、亲切、友善和企盼,而是惊怵、绝望、凄迷和无奈,间或还有些堕落式的快慰和暴力化的戏谑。
  
  放纵叙述的“底层”生活
  
  在那里,“女底层”往往是直奔卖身现场,或明或暗地操起皮肉生涯;“男底层”呢,通常是杀人越货,既恶且毒,一个个瞪着“仇富”的眼神。他们的尊严被不断践踏,同时他们又决绝地践踏着别人的尊严;他们总是在不幸的怪圈里轮回着,很多人最后只能以惨死来了却尘世的悲苦。
  这不是我在危言耸听,而是大量的作品所呈现出来的事实。作家们似乎带着某种“苦难焦虑症式”的心态,紧紧地拥抱着那些公众传媒中不断报道的故事,在经验和常识中“关怀”着底层,将底层生活弄得没有道德羞耻,不见亲情伦理,甚至是为所欲为。
  倘若不信,我们不妨先看看那些写“女底层”的作品。譬如刘庆邦的《家园何处》,写了一位叫何香停的农村女孩,先是在工头张继的引诱下失了身,继而被张继转给别人玩弄,久而久之,她也就习惯地走上了卖身之路。在这个过程中,何香停的内心里只有微弱的后悔,以及不折不扣的认命,却并没有对堕落的抗争。而他的《金色小调》里,小兰和铁虎、小华和铁狼这两对夫妻之间的性交换,甚至比现在城市里的换妻游戏还自然,而且彼此竟毫无顾忌,倒是象征着传统观念的铁虎母亲灯嫂,捶胸顿足地吼着“这日子没法过了”。
  曹征路的《那儿》被视为底层写作最具代表性的小说,其中的下岗工人杜月梅也是一个暗娼。在《霓虹》里,曹征路更进一步地正面书写了一个叫倪红梅的暗娼。为了让倪红梅成为暗娼,作者不惜将各种极端的不幸全搬到她的身上——丈夫因公惨死却得不到赔偿,婆婆病瘫在床,自己又下岗,好不容易爱上的那个人又偏偏是个无赖……所有倒霉的事都轮到了她,于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操起了皮肉生涯。但是,从倪红梅生前的大量日记中,我们看到她不仅有相当的文化知识(如常将自己与老舍笔下的“月牙儿”比照),而且人也长得不错。这让我们很难从逻辑上想象她必须走这一步,她的日记中也始终缺乏这种内心的煎熬,只有在婆婆骂她时她才有所自责。
  最有意思的还是梁晓声的《贵人》。小说里的大学毕业生素,仅仅因为家庭贫困、自己又不愿意离开京城且一时找不到工作,于是便在好友芸的教唆下,将自己的身体以不菲的价钱卖了出去。虽然在卖身的过程中,她也深感屈辱和痛苦,但是,却始终没有道德上的真诚的自我拷问,只有一些声誉上的小心翼翼地维护。
  看了这些书写“女底层”的小说,说实在的,我直犯心绞痛。或许我们有一万个理由,认定这些小说所写的都是真实生活——即使有一万零一个理由否定它们反映的不是真实的底层,人们也同样可以用小说理论来为它们辩护,因为小说就是展示一种“可能性”的生活。现实生活里,什么“可能性”没有?如果是这样,我也没什么话可说了。
  不过,我想说的是,作家们并非不能写暗娼,而是如何写出她们的内心生活。因为,无论从人物自身的情感角度、法律威慑的因素,还是从小说必须具备的说服力上来考虑,这种由道德滑落所引起的内心挣扎与煎熬,都应该是作家深究的关键之所在。它是真正地深入人物精神世界、写出生存之不幸所无法绕过的问题。苏联的著名导演塔可夫斯基就曾说过:“人类天赋的良心使他在行为与道德规范相抵触时饱尝煎熬,这么说来,良心本身就包含了悲剧成分。”我们的作家在写这些底层女性时,虽然一概赋予了她们善良、柔弱的天性,却没有深入到“良心”的本质上,展现她们因为自身处境与道德规范之间的煎熬,从而使她们的不幸始终停留在被同情的价值层面上,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遗憾。
  再看书写“男底层”的作品。最典型的,也许要算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太平狗》等小说。它们常常将农民安置在一种暴烈的临界点上,让他们在各种惨烈的绝境中失去正常的人性,或者在孤立无援中丢失生存的权利。在《马嘶岭血案》里,九财叔和“我”仅仅因为二十块钱的缘由,竟连杀七人,最后九财叔连“我”也不放过……其中有关九财叔打架、被枪击中、连杀七人的场景,被作者叙述得惊心动魄,鲜血四溅,甚至比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更充满暴力化的惨烈意味。《太平狗》里那只叫“太平”的狗和他的主人在进城务工过程中,所遭受的全是冷漠、喝斥、凌辱和追打,太平一次次地死里逃生,而它的主人却没那么幸运,最后惨死在一家工厂里。这篇小说似乎在告诉人们,对于民工来说,城市永远是欲望和利益的陷阱,是肢解一切情感(包括人与狗之间的情感)的冷酷的利刃,是没有生路只有绝境的地狱。
  王祥夫的《街头》写了一对哑巴夫妇为生存计,在街头设了一个自行车修理摊。一天,一位开着宝马车的妙龄女郎在倒车时,压坏了哑巴的车摊,该女郎不但不向哑巴赔礼道歉,还蛮横地痛骂哑巴,并叫来男友助威。尽管这对男女向哑巴恶语相加时,遭到了围观众人的愤怒谴责,但哑巴还是被他们逼着到附近银行取钱赔款。当哑巴从胸口的衣服里掏东西时,大家都以为他在掏钱,谁知他掏出了一把刀,愤怒地杀了那对男女!可怜的哑巴,成为一个绝望的凶手。
  刘庆邦的《哑炮》里,矿工江水君为了霸占工友宋春来的妻子,发现一枚哑炮故意不说,结果让宋春来炸死,自己娶了宋妻乔新枝,直到多年之后,江在临死前才向乔新枝道出实情。他的《穿堂风》讲述了侄媳妇房林凤对待病重老人瞎爷如何地尖刻、冷漠和歹毒,这里,江水君和房林凤的行为,已完全滑出了底层现实中最基本的日常伦理,甚至已触及法制底线,但他们却没有受到任何惩戒。如果我们再看看方方《万箭穿心》等系列关于乡村妇女惨烈命运的追叙,以及罗伟章的《我们的路》中关于工友的惨死、春妹的被骗、工钱被恶意扣押甚至被迫下跪等细节,我们从内心深处所涌现出来的感受,除了绝望还是绝望。
  或许,这些的的确确是转型期底层平民的真实处境。它以极端的现代性,在激活个体生命欲望的同时,也果断地颠覆了日常生活伦理,扭曲了底层平民的基本人性,催生了恶与罪的滋长。我也不想否认,有些小说在对底层苦难与平民人性之间关系的审度上,确实有一些可圈可点之处。但是,面对这种惨烈的现实处境,我们的作家总是以一种放纵式的叙述姿态,将苦难和惨烈的每一个细节不断地放大。这种集体性的“崇苦崇恶”的审美追求,是否有其必要性?
  
  滥情和无情一样可怕
  
  我们说,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或多或少都会表现一些人生的苦难和不幸,这并不值得奇怪。作为现代文明社会里的一种基本伦理,作家们为弱势群体代言,分担底层平民生存的艰难和不幸,也是值得尊重的。
  但我觉得,作家们应该清楚:第一,苦难并不等于正义,展示苦难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彰显了作家的道德姿态,但并不等于他们就拥有了某种艺术上的优势。第二,当我们将良知、道德和情感置于底层生活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将艺术心智、才情以及必要的理性思考置于底层苦难的现场,以此来展示作家对苦难的特殊思索和表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赋予底层苦难以真正的艺术震撼力。
  遗憾的是,在读了许多底层写作的代表性作品之后,我却感到,它们普遍地陷入到一种对苦难的迷恋性怪圈之中,尤其是一些作品对苦难的放纵式叙述,甚至让我对创作主体的价值立场都产生了怀疑。
  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就强调过,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会考虑同情,但他坚持同情必须用判断与思考来加以制约和调节,“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在同情与选择之间保持着一种正当的平衡”。为此,他盛赞莎士比亚是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因为他既有同情,又有节制,并在同情与节制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平衡。
  我想,这也是一个现代作家应该确立的一种艺术信念。对于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来说,滥情和无情一样可怕,因为它们都不可能向我们揭示某种生存的本质,也不可能展现作家的思想智慧,更不可能对现实问题提出有效的建设性思考。甚至,从那些极为苦烈的叙事场景中,我们都很难判断这些底层的平民们是否还具有爱的能力,感恩的能力,牺牲的能力,也很难看到人类必须具备的某些永恒的伦理基质。
  我再次申明,我并不想全盘否定底层写作的价值,而只是觉得,面对当下的底层生活及其尖锐的苦难与冲突,我们的作家是否可以更理性一些,更节制一些,更温暖一些,更个人化一些,不必一个个全都沉迷于苦难的悲切现场,以为底层必惨、必悲、必堕落、必血腥。要知道,那里同样会有爱、有温情、有感恩,甚至有令人不可思议的无畏和无惧、坚韧和公义。
  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反过来想想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为什么一直到今天还在热销,最根本的原因,同样也是它们都写出了底层平民在面对苦难和生死时的执著、宽厚和无边的坚韧,包括亲情间相濡以沫的温暖,用余华自己的话说,就是“写出了眼泪的宽广”。
  沈从文先生曾说过,伟大神圣的悲哀不一定要有一摊血和一把眼泪,一个聪明的作家写人类痛苦或许是用微笑来表现的,所以,他极力推崇应该用文学“为人类‘爱’字作一种恰如其分的说明”,诚哉斯言。
  
  洪治纲,评论家,现居广州。主要著作有《审美的哗变》、《永远的质疑》、《零度疼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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