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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今天》

作者:北 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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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赵(赵毅衡博士)告诉我,让我谈谈《今天》的历史,实际上我就怕谈这个。不过既然老赵下令,我就只好讲,从故事讲起。
  我跟多多见面确实非常奇怪,后来多多写道我们俩是以歌手的名义互相介绍认识的。我们见面,是通过我的一个同学叫史康成,他说是介绍一个美声唱法的歌手,我们完全是业余的,我只学了几个月,学得很差。我去时,多多那会儿正好从他家的楼梯上下来,非常傲慢的样子,他说我比他还傲慢,带一个口罩,根本就不摘口罩下来。然后我们俩握了握手。那是1972年。第二次握手是在八年以后,就是他到《农民报》,我在《新观察》,那是1980年。那时候正好也凑巧都在一个院里工作,《新观察》和《农民报》在一个院里。还有就是说我们在当时属于不同的沙龙,我们有一个交叉的中心,就是芒克。1972年的时候,我一个同学的朋友叫刘禹,这人名不见经传,但在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们的同学叫他是先锋派的联络副官。他说要给我引见一下北京先锋派的一个团体,我这样就见到了芒克,而且在此之前我觉得他完全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受到普希金很大影响的诗人。我跟芒克见面以后互不服气,吵了一架。但是芒克给我的震动的确是非常大的。我想我可以说1972年以前的诗就不愿再讨论了,真正开始写诗,其实应该说是在1972年开始。和芒克的来往是断断续续的,因为他在白洋淀。我也去白洋淀看过他。我们划着船,一块喝非常便宜的白薯酒,四毛多钱一斤。白洋淀的船是真正的渔民的船。当时还有彭刚,就是先锋派实验者。所谓先锋派就他们两个人,一个是诗人芒克,一个是画家彭刚。彭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我们所谓先锋派的第一次的活动非常有意思,他们就是突然决定要到全国旅行,就是突然翻过北京站的墙以后就上了火车,身上只带了两块多钱,到了武汉之后才发现没钱,就开始卖衣服卖裤子,在武汉实在待不下去了,在再“扒”火车时,被人家给遣送回来了。我跟芒克和彭刚来往比较密切是从1972年一直到1980年。在这期间,我们确实谈论过中国文学如果要搞自由化运动的话,我们一定愿意为此献身。这当然都是酒后狂言了。
  在这个时候,我们正在准备筹办《今天》,筹办《今天》的念头,是在此之前还是之后,我也记不清楚了。可能比这早一点。那是秋天,在黄锐家。黄锐,大家知道是“星星画展”的发起人,也是《今天》的发起人。我、黄锐和芒克三个人在黄锐家喝完酒以后,大家认为现在形势不错,然后,我就说我们是否能干点事儿——我说办一个刊物,当时,芒克是属于这种性格的人,只要有人“煽动”他,他马上就会跳起来。芒克说:“好,咱们干。”当时,我们能找到的人很有限。因为大家酒后就清醒了,如果真干这件事的话,实际上困难是非常多的。当时我们还有一个小圈子,这个圈子里包括另外几个人。我们就开始组稿,然后就找印刷机,当时实在找不到稿子,诗稿好找,因为毕竟有这么多积攒下来的稿子。后来我们就找到马德升。马德升的一篇小说,给他改了三遍,发出来了。黄锐改的第一遍,芒克改的第二遍,我改的第三遍,最后把马德升给气疯了。小说发表以后,他给我们写了一封抗议信。这确实使我们以后开始尊重别人的创作,以前我们就是很任意地这样做。第一次的印刷也很有意思,我记得特别难的就是找印刷机,因为大家知道国内的油印机那个时候控制得非常严,都是由党委和工会控制,不会轻易借出来的。在找印刷机的过程中,我们还找到张辛欣。很奇怪,张辛欣那时候也根本没写作。张辛欣是北医团委的什么干部,她说借不出来,这是控制的。最后黄锐终于背回来一个特别破的油印机。还有纸张问题,因为我们当时都很穷,纸怎么办?那就只好偷吧,反正我们有的朋友在印刷厂,芒克当时就在印刷厂,还有什么人在工会工作的,大家就开始偷纸,偷了一个多月,陆陆续续攒了够出一期的纸(所以纸的颜色也不一样)。然后就刻蜡版,开始印刷。然后我们在一个可以说是三不管地区,那片地区现在变得很高级了,是北京的一个使馆区了。那时节既不属于城里,也不属于郊区,也不属于农村,就是这么一个边缘地区。就如奚密说的,中国的诗歌是从边缘地区出来的。那真是一个边缘地区,谁也找不着。在一个朋友家就开始印刷,那个朋友家是我们过去经常聚会的地方,就是唱歌啊喝酒的地方。我们在那里整整干了三天三夜,因为实际上要印出一本刊物,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大家三班倒,吃大锅饭,炸酱面。一直干了三天三夜,当时手都磨破了。那个时候现在想起来印象还很深。当时下着大雪,我们住的实际上是一个农村的小房子,只有七八平方米。干完以后呢,大家都精疲力尽。每天晚上,我们出去上厕所都排着队一块出去,可以看现场的周围环境。但是真正印出来又很茫然,怎么办?后来,我们就说先去吃一顿吧,好几天光吃面条了。我们到了东单的一个夜间食堂,那个时候还没有酒吧。就这样跑到那儿去,喝着烧酒,大家非常感慨,下一步怎么办呢?好像要生离死别了,这事已经干出来了,那就贴吧,说第二天给贴出去。那由谁去贴呢?这时候有人说“我现在考大学,不行”,“我现在比较困难”,有人说“我现在要结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最后只好由我、芒克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去干。我们三个属于比较有胆儿的,我们说我们去贴。记得临别的时候大家痛哭一场,因为谁知道此去是不是“壮士一去不复返”呢?第二天早上,我在我家熬着浆糊,那个时候浆糊太贵了,买不起。熬了浆糊,我出了一个主意,觉得挺高明,把自行车后面的车牌给涂改了。因为,大家知道1976年“四·五事件”,公安局就是用自行车号码来抓人的。所以我们就把自行车号码改了。我记得把“0”改成“4”,把“1”改成“10”。改完号码之后,我们就骑着车去贴,车架的后面放着浆糊桶,当时一共贴了两天,比较顺利。第一天在市内贴,是在纪念堂旁边,那会儿纪念堂刚建成;还有西单墙,还有文化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些比较重要的文化部门。第二天去了北大、人大、清华。
  唯一出了一点问题的是在人大,人大大概历来就是比较保守的一个大学,校方很厉害,派了一保卫干部出来跟我们交涉,最后吵了一番,也没怎么样。但是我们走后,很快就被撕掉了。北大的保存很长。
  从11、12月开始,北京就陆陆续续在西单墙上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最初是上访者的申诉的大字报,以后就开始出现了这些民刊。第一份我记得是某某论坛。《今天》是第二份,《今天》是(1978年)12月23日问世的。以后有什么《群众参考消息》、《启蒙》等等,多达几十种。其实,当时这个背景和中共中央的权力斗争有很大的关系。就是邓小平想搞改革,向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挑战,所以召开了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今天》出版在12月22日。我还记得邓小平在11月26日接见日本社民党委员长的时候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就让他们出。”
  《今天》一共出版了9期,从1978年12月到1980年的12月,实际上整整两年。以后我们就赶紧地成立了“今天文学研究会”。9月份成立,当然进行了一次民主选举,选出文学研究会的编委。所以在9月份到12月份之间又出了三期的文学资料。另外,我们组织了两次比较大型的朗诵会,在1979年的4月8号和1979年10月21号,这两次朗诵会,我想也可以说是自1949年以后唯一的。后来我们就在八一湖找了一个空场。我还亲自去勘测了这个地方。我们甚至都没有一个录音机能把当时的过程给录下来。朗诵会那一天,我记得正好是赶在1979年年初,形势特别紧张的时候,就是中国政局变化非常奇怪,一阵一阵的。《今天》当时处在政治漩涡中,一直有一个问题:到底多深地卷入民主运动?因为本身是一个文学杂志。我还记得第一次在1979年年初,因为当时这些民刊都太势单力薄,他们组织一个民刊的联席会议。在联席会议上,我现在还记得一个非常奇怪的印象,就是跟一些陌生的人在中山公园的那些古柏下见面,都是不认识的人,周围是一些更陌生的人在后面跟着。在围着的一个场子里,我记得大家开了一个会,当时就说互相声援,如出问题要及时公布。以后就搞了一次活动。《今天》没有人发言,但是其他民刊发言之激烈,把我们给吓坏了。我记得是杨光提出到底有没有信仰自由?就是说应该有信仰或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这在当时绝对是异端邪说。这次活动导致了《今天》的一次分裂。当天晚上我们就吵了一架,到底怎么办?因为很多人认为,这件事在当时肯定已经构成了一个事件,会使很多人入狱。但是我们还是坚持,既然这件事已经发生了,就必须坚持下去。当时其中有一部分人提出要在西单贴出一张大字报,就是说不承认《今天》参加了这个会,或者认为这个会是不合法的。后来我就坚持没有必要这样做,我说我们已经做的事就已经做了,这样做等于落井下石。所以这样就导致了《今天》第一期后的第一次分裂,大部分人为此退出了。因为很多人说,他们害怕,他们觉得不能承担这种责任。当时只剩下我和芒克。后来黄锐又加入了,黄锐当时也是反对。但是从第一期以后,我们变成孤家寡人了。当时我们根据一些地址,联系找到了一批人给我们帮助。
  所以以后《今天》的成分就可以说非常复杂。实际上《今天》是两部分,一部分是它的工作,它的一个编辑部,另一部分是作者。编辑部完全是一个作坊,因为全部手工操作。以后我们就不偷纸了,因为开始赚钱了,开始卖点钱,或者有别的一点来源。我们就开始买纸,从买纸到刻蜡纸,到印刷,到邮寄,到出售,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完全手工做。所以这是一个大量的工作。
  我想现在说到《今天》这段历史的时候,其实这些人是默默无闻的一些人。当初我记得《今天》最繁荣的时候有二三十人,都是一些年轻人,他们是护士、大学生、工人、待业青年,都是这样一些人。《今天》不光是一个文学运动,实际上它还包括摄影和美术,我们当时的“四月影会”,就是一个民间摄影团体。另外在《今天》中,后来派生出来一个组织,就是“星星画展”。
  到了八十年代以后呢,大部分民刊都停了,但是坚持下来的就是某某民刊和《今天》,这样两份完全不同的杂志。我现在实际上完全谈的是《今天》的外部风景,它作为一种生存的条件,和整个政治气候、整个西单墙运动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在《今天》一开始就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即是怎样在文学和政治之间作出选择?所以在我早期的作品中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和当时的具体的个人经验也很有关系,当时就是整天面临着生离死别,就是这样,每天都有威胁,所以它构成了一种直接的压力。
  
  (刘洪彬整理,此文系北岛于1992年6月6日在伦敦大学“中国当代诗歌研讨会”上的发言。本刊略有删节。)
  
  北岛,诗人,现居香港。主要著作有《北岛诗选》、《失败之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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