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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铁路梦
作者：叶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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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日报》消息，属于国家“十五”重点建设项目的青藏铁路(青海西宁到西藏拉萨)这条世界最高海拔的铁路，于2005年10月12日已铺轨到拉萨，2006年7月1日将开始试运行。这令人想起了孙中山在九十多年前的包括这条铁路在内的中国铁路建设的宏伟构想。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解除了南京临时政府的总统之职。从此时到1913年3月，孙中山(此时他认为“三民主义”中的民族、民权二主义已通过辛亥革命基本实现)以极大的精力去争取实现民生主义，而当时的着眼点就是铁路建设。
一、孙中山早有铁路建设思想
孙中山的铁路建设思想产生于1894年前后。那时，帝国主义列强为了政治、经济、军事侵略的需要，竭力争夺修建中国铁路的权益。年轻的孙中山担忧国家、民族的危亡。他在1891年撰写的《农功》一文中就指出：“年来英商集巨款，招人开垦于般岛，欲图厚利；俄国移民开垦西北，其志不小。我国与彼属毗连之地，亦亟宜造铁路，守以重兵，仿古人屯田之法。”在这里，孙中山初次提出修筑铁路，移民戍边，保卫国家的看法。
三年后，即1894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从“百货畅流，商贾云集，财源日裕，国势日强”而总结出：“凡为铁路之邦，则全国四通八达，流行无滞；无铁路之国，动辄掣肘，比之瘫痪不仁。地球各邦今已视铁路为命脉矣”。这表现出孙中山对铁路建设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已有了初步的认识，萌发了在中国通过发展交通，尤其是建设铁路，促使商业繁盛来加速中国经济发展的思想。
但此后，孙中山因忙于创设兴中会、同盟会，开始从事以武装斗争手段推翻清朝政府的政治革命，无暇从事实业活动尤其是铁路建设；但是，孙中山并没有停止他对铁路问题的思考和探索。
二、雄心勃勃的铁路建设实践
1912年4月，孙中山从政治战线转向经济建设。当拟议的一揽子社会革命规划受到阻力后，孙中山决定以铁路建设作为他的实业活动的中心项目。
1912年6月22日，孙中山从香港到达上海。他在与《民立报》记者的谈话时表示：“现拟专办铁路事业，欲以十年期其大成。”他具体阐述说：“我国一般之舆论，能作务本之谈者，皆以振兴中国惟一之方法，止赖实业。……实业之范围甚广，……其归结为交通。……苟无铁道，转运无术，而工商皆废，复何实业之可图?故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铁道之多寡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道之远近计之。”在这里，孙中山已经提出了振兴中华，铁路是命脉的观点。他把铁路建设同中华民族的存亡、兴衰结合起来了。
在上海，孙中山对铁路建设的宣传已到了狂热的程度。但这种“狂热”，又都是有一定依据的。
孙中山认真地研究了美国在19世纪后半期经济飞速发展的成功经验，认为美国经济的起飞，就是由于横贯美国东西部铁路网的建成和向西部大量移民的“西进运动”的结果。因此，他得出结论：中国经济要起飞，也必须速修铁路，加强运河、水道的修治和商港城市的建设。美国是这样，英国、法国等19世纪后半叶经济飞速发展的成功经验都是这样：“无铁道无以立国。”中国呢?虽然“地大物博，如满洲、蒙古、西藏、新疆等处，皆是殷富之区，徒以无铁道，故全国不能受其利益”。而“美国新旧金山，昔及亦属荒凉，自筑铁道后，一变为繁盛之区”。[1]这些看法更坚定了孙中山致力于铁路建设的决心。 对铁路建设的过分热心和投入，使孙中山决心暂时放弃政治活动，以便专心从事铁路建设。8月13日，他写信给宋教仁，表示自己要“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于十年之中，筑二十万里之线，纵横于五大部之间。计划已将就绪，而资本—途，亦有成就。”
此时，孙中山决心在10年内为中国建筑20万里铁路的想法已不完全是理想，而已有了具体的规划。他定下拟议建设的三大铁路干线：一、南路：起点于南海，由广东而广西、贵州，走云南，循四川间道入西藏，绕至天山之南；二、中路：起于扬子江口，由江苏而安徽、而河南、而陕西、甘肃，越新疆而迄伊犁；三、北路：起点于秦皇岛，绕辽东折入蒙古，直穿外蒙古，以达乌梁海。
为什么要选择这三大干线作为中国铁路建设的首批重点建设项目?孙中山说，这是由于这三大干线的建筑有四大优点：“一、地理。我国南北干线已有规划，而东西干线尚付阙如，如有此三线，全国即可联络为一。二、种族。三线皆纬线斜行，包括西北两部五族交通，种族易于同化。三、殖民。西北交通可实行东南移民政策，且交通便利，则资本家自咸愿投资，劳动家自远出佣力，尤收无形殖民之效。四、海道。三路纬线其起点皆得独立出海口，可补原有铁路多子行线，而无独立出海者之缺，且水陆运输易于联络。”[2]
孙中山拟建的铁路，既考虑到经济发展的需要，也考虑到了国防和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需要；既考虑到重点发展中原地区经济的需要，也考虑到了发展少数民族居住的边远落后地区经济文化的需要。孙中山说：“余所拟敷设铁路之计划，其细目虽未厘定，但就大体言之，则吾人已知进行之头绪矣。今后将敷设无数之干线，以横贯全国各极端，使伊犁与山东恍如毗郊，沈阳与广州语言相通，云南视太原将亲如兄弟焉。迨中国同胞发生强烈之民族意识，并民族能力之自信，则中国之前途，可永久适存于世界。盖省区之异见既除，各省间不复时常发生隔阂与冲突，则国人之交际日增密切，各处方言将归消灭，而中国形成民族公同自觉之统一的国语必将出现矣。”[3]孙中山看到了铁路建设不仅可以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增加国富；更重要的是可以巩固国家的统一，增强民族的团结，保障中国的兴盛和长治久安，使中国列于“世界大国之林，不复受各国之欺侮与宰割”的重大意义。
1912年8月，孙中山受袁世凯一再邀请，曾北上就铁路建设问题，同袁世凯进行了详细的商谈。孙中山陈述说：“将以此连络欧亚，如蒙古铁道则直通至莫斯科及中央亚细亚，中英铁道则直由西藏以通至印度、阿富汗，中德铁道则直通至小亚细亚，中法铁道则直通至印度支那之类。此等皆列强之夙。谋，欲自其殖民地达吾边防以贯彻吾内地之铁道固有政策……列强方由彼以及我，我今先由我以通彼，如是乃能先发制人，令外交上、军事上、实业上皆生—极大之变化。”[4]
袁世凯心里虽然并不乐意让孙中山掌握铁路大权，但在表面上却显得十分宽容，尽量满足孙中山的希望和要求。因为这对当时袁世凯正关心的政权角逐来说，毕竟是无关痛痒的事。袁世凯关注的重心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实业问题。因此，孙中山与袁世凯在铁路建设上的会谈十分“顺利”。袁世凯不仅表示要全力支持孙中山，甚至还特授孙中山为“筹划全国铁路全权督办”。
在北京期间，孙中山的主要心思都用在铁路建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