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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渎崇拜与西蜀文明
作者：周九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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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世界各族人民普遍存在崇拜山川的现象。由多元走向统一的中华文明，在古老的年代，各族人民也存在着对孕育本地域文明的山川的崇拜。
所谓山川之神，就是“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日神。”(《札记·祭法》)在秦统一中国以前，存在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诸侯祭各自国境内山川的事实。据《史记·封禅书》记，秦统一中国后，对全国山川的祭祀进行了一次划时代的规划安排，影响极为深远。其中规划西蜀应祭祀的山川有：渎山(汶山)、江水(在蜀设祠)。唐代肖德言等撰写的《括地志》说：“江渎祠在成都益州南八里。秦并天下，江水祠蜀。”
古代崇敬属于“地祗之神”的名山大川是因为它们能孕育万物，造福人民。西汉宣帝时，对名山大川的祭祀形成了完整的制度。他下诏说：“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缺焉无祠，其令祠官以礼为岁事，以四时祠江海洛水，祈为天下丰年焉。”“自是五岳四渎皆有常礼。”(《汉书·郊祀志下》)五岳是：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所谓四渎指江渎、河渎、淮渎、济渎。
《尔雅·释水》：“江、河、淮、济，为四渎。四渎者，发源注海者也。”古人认为天下之大水有四，四渎就是中国最大的四条母亲河。对五岳四渎的崇拜，也就表现了对孕育区域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名山大川既亲和又敬畏的一种心态。人们渴望五谷丰登，风调雨顺，生活美满，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四渎中的济水，发源于今河南，经山东入海。济渎的地位是由齐鲁儒生加以拔高的，不能与江渎、河渎、淮渎相比；古济水也不复存在，然而在历代皇帝的祭典中却依然保存着。
当时，人们称岷山为渎山，认为是大江之源。江渎孕育了古蜀文明，又是大江之上游。江渎是蜀中人民的母亲河，生命线。江源文明，也就是岷江流域文明，都江流域文明是其主体部分。
人们还认为，大禹是岷山导江的第一人。夏的祖先鲧禹父子是黄帝的直系后裔。“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史记·夏本纪》)从黄帝部落分出的昌意部落和玄嚣部落，分别居住于今四川西部的雅砻江上游和岷江上游，这—地区正是古代氏羌族的发祥地。昌意的后裔鲧和禹，相传就出生在羌地。《史记·六国年表》说：“禹兴于西羌”。《太平御览·帝王世纪》则说：“伯禹夏后氏，姒姓也，生于石纽，……长于西羌，西羌夷也。”学者们认为，夏族是以羌族为主形成的人们共同体。它起源于西羌，逐渐从西向东发展，迁到伊、洛、河、汾地区。
人们崇敬大禹，因为他是疏导岷江的英雄人物。人们崇敬江渎之神，也表达了对孕育西蜀文明，发展中华文明的母亲河——长江的热爱和依恋。西汉扬雄的《益州箴》说：“禹导江沱”，“民攸温饱”，说明西汉人民对大禹的崇敬和对江渎之神的崇拜统一起来了。
学者们认为，最早的蜀王为蚕丛氏，生活在岷江上游·，相当于殷商时代，“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先蜀记》)蜀人进入湔水河谷地区，进而入成都平原。蚕丛之后的名王杜宇，号望帝，建都于土壤肥沃的郫邑。后有荆人鳖灵，溯江至郫。其为望帝相时，蜀地大水。鳖灵决玉垒山以除水患，从江水分沱水以减水患，成为蜀中治水的先驱。后望帝禅位于鳖灵，是为开明帝。开明王朝大约始于公元前666年，建都成都。
大禹、杜宇、鳖灵，都是江渎(源)文明之开拓者、奠基者。李冰正是他们事业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
唐代更加重视对五岳四渎的祭祀。“大唐武德，贞观之制，五岳，四镇，四海、四渎，年别一祭。”(《通典·礼六》)唐朝中央对四渎加以封号，祭南渎大江于益州，封江渎之神为广源公，河渎之神为灵源公，济渎之神为清源公，淮渎之神为长源公。 清《四川通志》卷五十九载有唐玄宗《祭江渎文》云：
惟神包总大川．朝宗于海，功昭润化，
德表灵长。今因夏首，用率常典，敬以玉
帛、牺牲、粢盛、庶品，明荐于神。
“功昭润化”(江渎润育万物，功劳卓著)，“德表灵长”(江渎恩德，广远绵长)，这就是唐明皇要致祭江渎的原因。因为当时的巴蜀地区，“土d巴沃，无凶岁，山重复，四塞险固。”(《通典·州郡六》)这正说明由岷江孕育江源文明，在唐人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北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封江渎之神为广源王，河渎之神为显圣灵源王，淮渎之神为长源王，济渎之神为清源王。每年“立夏日祭江渎于成都府。”(《宋史·礼志三》)
南宋时，有两位大诗人陆游和范成大，来到西蜀成都做官。他们热爱西蜀文明，走遍了都江堰流域。范成大看到从都江堰渠道，“江水分流入诸渠，皆雷轰雪卷，美田弥望，所谓岷山之下沃野者。”成都平原的农村，“家家有流水修竹，浓翠欲滴”。“绿野平林，烟水清远，极似江南。”(《吴船录》)陆游在蜀中的诗歌，可作为研究西蜀文明的史料来读。他在《登灌口庙东大楼观岷山雪山》中说：“千年雪岭阑边出，万里云涛坐上浮。禹迹茫茫始江汉，疏凿功当九州半。”
范成大于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重修江渎庙，淳熙四年完工，同时他也离开成都知府的职务出川。他请陆游撰写了《成都府江渎庙碑》文。范成大认为长江的源头，“江源正自西戎中来，由山涧壑出而会于此，名曰‘都江’。世云江出岷山者，自中国(土)所见也。”(《吴船录》)范成大重修江渎庙，正是对江源文明的重视。
明代，朱元璋在洪武三年(1370年)下诏去掉对名山大川的封号，“岳镇海渎之封起自唐宋。夫英灵之气，萃而为神，必受命于上帝，岂国家封号所可加？渎礼不经，莫此为甚”。今依古定制，并去前代所封名号。五岳称东岳泰山之神，南岳衡山之神，中岳嵩山之神，西岳华山之神，北岳恒山之神……四渎称东渎大推之神，南渎大江之神，西渎大河之神，北渎大济之神。朱元璋亲自“署名于祝文，遣官以更定神号告祭。”
明代，江渎庙祠在成都府城内西南，祭祀南渎大江之神。大禹庙在茂州东门，郡人以六月六日为大禹生日。蚕丛祠，在府城西南，望帝祠在府城西南；杜宇墓、鳖灵墓在郫县南一里，二冢相对。蜀王开明墓在武担山下。这一系列文化胜迹，说明当时西蜀人民对缔造江源文明的历史名人充满了崇敬之情。
明代万历年间，编写了一部《四川通志}，其中第十六编记载了明代的著名的祠庙。明人郭棐在序言中说：“桓桓禹功，赫赫江渎，祀事孔殷，德休若烛”(载清《四川通志·卷首》)。这说明明人祭祀大禹之功，江渎之恩德，因为他们造福于光辉灿烂的江源文明。
清代顺治元年(1644年)，“顺治定礼日：五岳、四镇、四海、四渎配享方泽坛。祭河渎于蒲州，祭江渎于四川成都府，祭淮渎于河南唐县，祭济渎于济源县。”(《清通典》卷四十四《吉礼》)康熙—朝，更加重视对江渎之神的祭祀，曾九次隆重祭祀江渎神。皇帝亲自制祭江渎庙祭文，派专官前往西蜀祭奠，规格同于祭社稷坛，礼仪高于祭孔庙的礼仪。
自古以来中华儿女崇敬大禹疏江导河之功，认识到长江黄河等母亲河世世代代哺育中华民族之恩德。从秦到清代人们以为岷江是长江的源头(虽然明末徐霞客已写了《江源考》)，在成都立江渎祠庙以祭祀岷江—长江这条母亲河，表达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期望人与自然能和谐共处，永远，永远。雍正二年(1724年)，封江渎曰“涵和”，河渎曰“润育”，淮渎曰“通佑”，济渎曰“永惠”。这是崇敬名山大川的真正目的。查阅《明史》、《清史》的礼志，我们知道，对名山大川的崇敬，已遍及神州大地的名山大川。
正如明人郭棐所言：“岷山锦水，代有贤迹”。(《四川通志》卷首附序)如果我们漫步在历史文化名城成都，不仅看到诗圣的草堂，蜀帝的陵墓，大禹、李冰的庙宇，老成都的民俗；而且还看到，从秦代到清代二千年间，受到蜀人崇敬的“江渎祠庙”。可见江源文明，真是源远流长啊!
作者：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成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