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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上桑》写定于魏晋时期新论
作者：刘庆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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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上桑》为汉乐府名篇，人们对它的研究一直兴味盎然。
关于《陌上桑》产生的时代，游国恩先生推断“是武帝立乐府所采的民歌，也就是所谓‘赵代秦楚之讴’—群诗歌中的一首”。游先生立论的依据是：l、从文学史的传承看，他采用上溯法，认为辛延年的(羽林郎)、左延年的《秦女休行》及曹植的《美女篇)皆是模仿《陌上桑》的。2、从名称看，《汉书·武五子传)的(昌邑哀王髆传》记载：昌邑王贺有妻名罗跗，为执金吾严延年字长孙的女。“罗跗”即“罗敷”，“鲋”与“敷”为同声字。而严延年(?-前58)为汉武帝时人，由此可知在西汉武帝时已有女子取名为罗敷。[1]
对这一推断，笔者持有疑议。
一、从乐府的设置及其作用看
班固曾多次提到西汉设立乐府一事。一是在《汉书·礼乐志》中称：“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又在《汉书·艺文志》中称“自孝武立乐府而来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他的《两都赋·序》也有“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武、宜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汉武帝设立乐府之事确有，但并没有实行如西周时的采诗之制，其所制礼作乐的—部分是如司马相如等作的文人诗赋，另有一部分则是新制作的雅乐，其所立乐府也只是“始定郊祀之礼”。而“咏祭祀之事及其祥瑞”的《郊祀歌》及《安世房中歌》也绝不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可以观风俗，知薄厚”的。所以，刘大杰先生以为《汉书·礼乐志》所说的“乐府令”只是周秦时代的乐官，并非后来的乐府官署。其所掌管的是那些郊庙朝会的贵族乐章，与民间的歌辞还没有发生关系；直到武帝时才有了乐府官署，掌管俗乐，开始采集民间的歌辞入乐。[2]然而，尽管《汉书》“礼乐志”、“艺文志”及李延年传中有诸多俗乐民歌的记载，但保存下来的俗乐已不多见，而且也没有提到《陌上桑)；故郭茂倩《乐府诗集·近代曲辞一》说：“两汉声诗著于史者，惟《郊礼》《安世房中歌》而已……汉之杂曲，所见者少。”
况且，生活于武帝时的司马迁在《史记·乐书》中也提到“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许其声，拜为协律都尉。通—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多尔雅之文。”班、马之记载都表明武帝时乐为雅乐，且多为宗庙祭祀之乐。而《陌上桑》显然不属于此。故可知《陌上桑》不可能是西汉武帝时乐府所制之俗乐。
二、从名称看
游先生认为，在西汉武帝时已有女子取名为罗敷，并成为这一时代人们所乐于取的美名，从而认为《陌上桑》在西汉武帝时已产生。但问题是，模仿罗敷取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武帝之后的人也可取罗敷之名。这就像汉武帝时因有李延年的贵宠，而之后仅《汉书》中记载与霍光同时取名叫延年的人就有田延年、严延年、杜延年、韩延寿等；直到汉宣帝时仍有少傅严彭祖，汉元帝时有甘延寿及张汤之孙张延寿等等。何况，“罗拊”不等于“罗敷”。《说文》认为：“紨，布也。一日粗紬”，段玉裁注：“谓布名”。但“敷”却没有这样的意思。《汉语大字典》中列举了“敷”的13种解释，却都没有作为“布”或“绸”的解释。[3]
另外，“使君”一词，屡见于《后汉书》，卷第十六“寇恂传”载“恂(?—后36年)谓使者曰，‘非敢协使君，窃伤记之不详也。’又曰，‘使君建节衔命，以临四方。””‘郭姬传”也有“仍前在并州，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儿数百，道次迎拜，曰‘闻使君到，喜，故来奉迎。”’郭儇(前39—后47年)任并州牧时是在王莽之时，故“使君”之称当于西汉末年已在民间流传。那么，是否就可据此断定《陌上桑》当成于前后汉之交[4]或成于后汉呢[5]?我们知道，汉时称刺史为“使君”。尽管刺史为西汉武帝时设立，但这一称呼也并不仅仅限于西汉武帝之时；“使君”后来用作州郡长官或对奉命出使的人的尊称，与“罗敷”之名一样都具有滞后性。我们再看看罗敷的服饰装扮。“倭堕髻”是东汉中后期女子才有的发型。《后汉书·志第十三·五行一·服妖》记载：“桓帝元嘉中，京师妇女作愁眉、啼妆、堕马臀，折腰步、龋齿笑。……始自大将军粱冀家所为。京师歙然，诸夏皆放效。”也就是说，堕马的发型是东汉桓帝时才有，且“诸夏皆放效”，那么，罗敷倭堕臀也就是很自然的了；因此可认定《陌上桑》的写定时间不会比这时更早。而“专城”一词，除此之外，也仅见于《文选》潘岳的《马淠督诔》“剖符专城”，不见于汉人的著述之中；所以王汝弼先生甚至认为这是第三解出于魏晋以后的旁证。[6]
三、从类似的题材看
在西汉采桑民歌中，有刘向《列女传》所记载的“秋胡戏妻”、“陈辨女”、“宿瘤女”的故事。其中心主题是宣扬妇女的贞节操守，宣扬伦理道德观念。就两汉而言，伦理道德观念的强化应该是在汉武帝“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之后。活动于汉成帝时的刘向(前77-前6年)有感于汉成帝的不理政事、宠爱赵飞燕姐妹而作《列女传》，以作为对汉成帝的讽谏。该书成书后广为流传，东汉班昭(约49—120年)曾为之作注，并续传刘向以后的女性20人，其中仍不见有秦罗敷。也就是说，不仅在西汉末年的刘向的时代不见罗敷故事的流传，即使是在东汉明帝及班昭的时代仍然不见罗敷的故事。
况且，《陌上桑》中的罗敷在使君的调戏面前，她既不像陈辨女那样借唱歌来讽刺，也不像宿瘤女那样呆板，更不像秋胡妻那样严辞拒绝甚至不惜以死抗争、挽回尊严，而是富有戏剧性地反过来调戏使君。因此，在罗敷的身上，既有汉代社会对妇女伦理道德的一般要求，又表明这—伦理道德观念不再像西汉那样顽固，而是处于正在解体的阶段。这种道德价值观的转变时期只能是在东汉中后期桓灵之世后。[7]
另外，游国恩先生认为辛延年的《羽林郎》、左延年的《秦女休行》及曹植的《美女篇》皆是模仿《陌上桑》，这—结论不完全对。1．左延年的生平不可确考，但《晋书·乐志》说“黄初中，左延年以新声被宠”，可知左延年大约与曹植同时，萧涤非先生考证其《秦女休行》应作于魏黄初年间；至于曹植的《美女篇》则很明显地是以美女盛年不嫁寓自己的怀才不遇。两者的题材与《陌上桑拼非属于同一类，不具有太多的可比性，但它们对《陌上桑》中女性的描写的模仿痕迹还是很明显的。至于辛延年的《羽林郎》，它与《陌上桑》题材类似，手法类似，具有更多的可比性；但到底是谁模仿谁呢?通常认为是辛延年的《羽林郎》槽S仿《陌上桑》；但我们以为《陌上桑》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