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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落秋千伴侣 阑珊打马心情
作者：许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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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称赌博为“博戏”，这是对赌博最为简明扼要的概括——集博彩与游戏于一身。中国“博戏”的游戏性和技巧性，要求参与的人必须有大量的闲暇时间，这就使有闲阶层成为产生赌徒的渊薮。“博戏”由于集游戏娱乐及财物的转移于一身，具有很强的娱乐性和刺激性，因而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参与。在中国古代，妇女也是“博戏”的重要参与者。由于各种社会因素的作用，妇女的赌博有其自身的特点。考察妇女赌博的风俗特点，对完整地了解古代民间文化是不可缺少的。
古代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上的从属地位，使之较男人有更多的闲暇。其中最为闲暇的首推封建帝王的后妃、嫔娥。自来帝王后宫号称粉黛三千，而能得到皇帝亲近者为数寥寥。绝大多数宫人日夕盼望，而羊车不至，终日在百无聊赖的优裕生活中打发着光阴。于是，赌博这种富于刺激的游戏便很容易受到这些空虚的心灵的欢迎。正如一首《宫词》所写：
日高房中学围棋，等候官家未出时。
为赌金钱争路数，专忧女伴怪来迟。[1]
从汉魏至明清，关于后宫赌博的记载不绝于书。许多知名的人物如武则天、杨贵妃、慈禧太后都参与其中。而赌风最盛，也最为典型的，大概要数唐代后宫。
皇后和嫔妃是后宫的上层，也是赌博的带头人。中国古代最有名、也最有权势的女人之一的武则天，可算是唐代后宫赌风的倡导者。双陆是唐宋时代流行的赌博方式，武则天就酷嗜此戏：不但自己夜以继日地打双陆，连梦中也遇到打双陆不胜；还时常观看和主持朝臣们和她的内宠们的双陆博戏。大臣狄仁杰一次就赢了武后内宠张昌宗的一件御赐的“集翠裘”，引得人们颇为眼热。在其影响下，朝野上下打双陆成风，以致当时有“博戏之中，长行(双陆的别名)最盛”的说法。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后宫之中赌风最盛。皇帝经常同杨贵妃及诸嫔御以及诸王博戏。杨贵妃经常陪皇帝“彩战”(掷骰子)。后世的骰子形制，四点和一点涂成红色，据说就源自唐明皇和杨贵妃的一次“彩战”：
今骰子于“四”上加红，亦有所本。《言鲭》：唐时投琼(即投骰子)，惟“幺”一点加红，余五子皆黑色。明皇与杨妃彩战。将北，惟“四”可解。有一子旋转未定，连叱之，果成“四”。上悦，顾高力士令赐绯。遂相延至今云。[2]
骰子色彩的这一变化，对后世各种博戏如骨牌、纸牌和酒令的形制和规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了后妃之外，人数众多的宫女是后宫赌博的主力军。“内庭嫔妃，每至春日，各于禁中结伴三人至五人，掷金钱为戏。盖孤闷无所遣也。”据说以斗蟋蟀赌博，也始于开元天宝时期的后宫：“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庶民之家皆效之也。”[3]宫中的好尚往往是社会时尚的前导。于是，长安人斗蟋蟀成风，“镂象牙为笼而畜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喙”。[4]
宫女赌博的输赢有大有小，但其目的几乎都是为了排遣孤闷。长期的孤闷郁积成寻求刺激的心理，有时竟把赌博当成了取得侍寝皇帝权利的手段。宋人陶觳《清异录》记载：“开元中，后宫繁众，侍寝者难于取舍，为彩局儿以定之。集宫嫔用骰子掷。最胜一人乃得专夜。宫珰私号骰子为‘挫角媒人’”。此事在《开元天宝遗事》中也有记载，不同的是掷骰子变成了掷金钱。中国自古有“宫闹事秘”之说，此类荒唐事在历代后宫不一定是仅见，只不过风气开放的唐代人并不讳言罢了。而赌博竟能异化出这种功能，恐怕也只能在专制帝王的后宫才能见到。
除了帝王的后官之外，贵族、官僚、士大夫、商人和其他有闲阶层的妇女，是赌博队伍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唐人苏鹗《同昌公主传》就生动地描写了同昌公主与贵族韦氏族人会集广化里，夜以继日地赌叶子戏。在宋人话本、明清小说之中，常常可以看到大家内宅姬妾，普通官宦、商人、市民家中妇人们的赌博情景。在《金瓶梅》中，李瓶儿和王潮儿，都熟谙牌戏。《红楼梦》中的贾府上下，从老太太、太太、奶奶、小姐到丫环、仆妇、婆子、嬷嬷，无一不会掷骰子、斗纸牌。连薛宝钗、林黛玉这样冰清玉洁的女儿，正月里也要掷骰子、赶围棋，赌钱戏耍。自唐宋以下，赌博已成为有闲阶层，特别是上层社会妇女日常消遣的主要手段之一了。
陆游有“冷落秋千伴侣，阑珊打马心情”的词句(“打马”，是“博戏”的一种)，这是深闺寂寞的生动写照。为了排遣空虚，深闺的妇人们选择的赌博大多以费时多、技巧性强的方式为主。李清照的事例很能说明问题。李清照是宋代、也是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女文学家。尤其是她的词，无论是婉约、凄清，还是豪放、雄奇，都不让须眉。而论起赌博，其痴迷和豪气同样可称压倒须眉。李清照自称“予性喜博，凡遇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寝食”。北宋末年金兵南侵，她颠沛流离，四处迁徙，博具尽散，但胸中却从未忘却；只要一旦安适，舍舟车而见轩窗，就马上想起“博弈之事”。这样对赌博的迷恋和坦然的态度，丝毫不输于任何男子。而且，她对当时流行的各种“博戏”都十分了解，能识其源流、利弊。其赌博技艺之精，居然到了不论赌注多寡，从未败北的地步。这就不仅博艺“精而已”，还应该包括赌运佳了。这位大名鼎鼎的女博徒兼女词人还写了一篇专门记录“打马”这种“博戏”的文章———《打马图经》。序文《打马赋》中，对历史上那些豪赌的人和事充满向往之情：
故绕床大叫，五木皆卢；沥酒一呼，六予尽赤。平生不负，遂成剑阁之师；别墅未输，已破淮淝之贼。又何必陶长沙博局之投，正当师袁彦道布帽之掷也。[5]
虽然文字豪气干云，但身为女流的李清照所“独爱”的却并不是掷骰子—类简单的赌博，而是费时费事的“打马”和“彩选”一类的“闺房雅戏”。其目的，还是在于排遣“更长烛明，奈此良夜”的寂寞与苦闷。在这—点上，李清照与其他有闲阶层的深闺怨妇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清代是中国古代赌风最盛的时期，妇女们以消遣为“博戏”主要目的的情况在此时也有所改变。在富庶的苏州、扬州等地，富商大贾的妇女常举行宴会，届时妇人们“广携白镪，招邀赴局”，像男人们一样呼卢喝雉，一掷千金，被称为“花赌”。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
鸦片战争以后，各通商口岸的赌风恶性膨胀。各种纯粹以赢利为目的的彩票性质的赌博应运面生。参加其中的不乏妇女。广州、上海、天津等地风行—时的“打花会”，更是以妇女为主要参与者。大户内眷、小家主妇，乃至丫头、仆妇、老妈子，沉溺其中者不计其数，在当时一度引人瞩目。有些贪婪而又愚昧的妇人，为了祈求神灵指点押中花名，不惜四处烧香祷告、求神问卜，甚至孤身在荒郊野外“祈梦”；由此而遭歹徒玷污失身乃至丧生者，更常常成为新闻出现在报端。
古代常见的另一类妇女赌博，是与娼妓密切相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