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漫话大雅堂

作者:陈伯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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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后期,江西诗派的领袖黄庭坚力图继承欧阳修、苏轼等人反西昆诗风的诗歌革新工作,大力提倡学习杜甫。黄庭坚因修《神宗实录》诋斥王安石新法,于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被新党再次罢黜出朝,贬谪到黔州(今重庆彭水一带)。他认为杜甫到夔州以后诗有古代大雅诗的宏远雅正之风,打算书之刻石藏于蜀中好文喜事之家。眉州丹棱县名士杨素听说后,便专程去黔州请黄庭坚手书杜甫两川夔峡的全部诗作,镌刻于石,并于丹棱城南三里许修建高屋广楣,庇藏所刻诗石。元符三年(1160年)竣工,黄庭坚题名“大雅堂”,并作《大雅堂记》以记其事。
  《大雅堂记》说,杜甫以来“四百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土,随世所能,杰出时辈,未有升子美之堂者。”接着他还提出了江西诗派的一个重要理论观点:“虽然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夫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门耶,……使后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予说深而求之,则思过半矣。”(见《豫章黄先生集》卷十七)后来人们就以能否登大雅堂来衡量、区别文学艺术雅正或粗俗的标准了。但正如他在《大雅堂记》及其《刻杜子美巴蜀诗序》中所说的,他倡导学习的只是杜甫到夔州以后的诗。这部分相对于此前的诗,其现实主义的色彩相对弱些。再结合黄庭坚《与王观复第二书》、《跋高子勉诗》等文章观点及其诗歌创作实践来看,他主张学杜,实际上仅仅是主张学习杜甫钻研文学遗产所得的渊博的书本知识及其“用一事如军中之佥,置一字如关门之键”的句法和音韵格律等形式技巧罢了。
  明朝弘治丁巳年(1497年),巡按御史荣华曾重修大雅堂,并立杜甫、黄庭坚二人像,刻碑纪念。知县江谦每年于春秋率士绅到大雅堂祭祀,自此以后便成惯例。直到明朝末年,在农民大起义的战火中,大雅堂便堂毁碑残,春秋祭祀也就废除了。黄庭坚手书的杜甫巴蜀诗残碑,据说被明朝在丹棱的一侯爵解任时载去,也有人说沉入了当地的沧浪河中。
  有关大雅堂的典故,宋人魏庆之的《诗人玉屑》和清朝神韵诗派的领袖王士祯在《陇蜀余闻》中均有记载。清雍正进士、《白鹤堂诗文稿》作者丹棱人彭端淑,其弟乾隆进士、《蜀碧》作者彭遵泗亦有关于大雅堂的记、铭和诗。彭氏兄弟认为,大雅堂曾熏陶一世,激发群英,使丹棱一县人才辈出,仅宋代就有文化名人唐庚,其兄唐瞻,其子唐文若;著名史学家李涛,其子李埴、李壁等各标炳一门,后先相望;其间又有杨恂、杨明、刘汲、孙太冲、程叔运诸贤踵接。他们或以文学,或以史学,或以经学,或以政绩知名于世,载入史册。自宋以后,丹棱确也代不乏人。彭氏兄弟的这种看法,虽然忽视了人才成长的其他重要社会历史条件,但黄庭坚、杨素修建大雅堂,倡导学习杜甫和钻研文学遗产,革新西昆诗风所产生的一定积极作用,也还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单位:乐山市新闻出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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