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儒家“诚信”思想的现实意义

作者：陈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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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重温儒家的“诚信”思想，发挥道德约束力，建立诚信社会，对消除市场经济社会以来尤其是网络社会出现后的种种“欺诈”行为，是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传统道德认为，国家立国、个人立身的根本就是“诚信”二字。所谓诚信，按《说文解字》的解释，“信，诚也”，“诚，信也”；以诚与信互训，说明诚与信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诚实无妄，信守诺言，也就是言行一致。这是无沦哪个社会欲稳定，哪个人欲立足于社会，都必须努力做到的。
　　在孔子时代，虽然未明确提出过“诚”，但孔子却多次谈到“忠信”。这里的“忠”不是“忠君”的特定意义，而是“衷”，即诚心诚意从内心发出的意思；因此可以说是与“诚”同义。忠、信在孔子“文、行、忠、信”之“四教”中占二，可见孔子对忠信的重视。孔子之后的历代儒家对此问题亦非常关注，特别是经过思盂学派的儒者们的发展，使诚信问题成为封建伦理道德的基础。
　　在儒家看来，诚信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基本的前提，是为人处世最起码的条件，对个人来说，诚信是一种美德，是个人自我修养的基本准则。“主忠信，徙义，崇德也。”“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鞔，小车无轨，其何以行之哉?”这句话生动地表现了人无信则无以立、无以行的意思。一个人如果没有信用，不能做到真实无欺，就像车子没有“锐”和“軏”一样，驾不住牲口，只能寸步难行，是根本不能在社会上立足的。对国家来说，诚信是为政的基本准则。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民无信不立。”孟子也说：“不信仁贤，则国空虚。”他们都把诚信看作是为政治国的一个基本条件。
　　诚信又是朋友之间交往的基本准则。从古至今，社会上的大多数人都有结交朋友的愿望，现代社会尤其如此。孔子就说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几千年来，人们都在不遗余力地寻觅知音，为友谊大唱颂歌。然而，要结交一个知己，却并非易事；因为朋友不受年龄、地位、职业、血缘等相对固定的自然与社会条件的限制，朋友彼此亦没有任何强制性的权利和义务，有的仅是道义上和情趣上的共振。道义和情趣遭到破坏，友谊便疏远而至于终结。所以，孔子认为诚信是保持友谊的关键，他在《论语》中多次强调朋友之间要讲信义。这可谓是抓住了友谊存在的灵魂。
　　孔子在谈到自己的志向时，说他希望“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是他的志向之一。孔子的弟子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忠信均为交友原则，竟至一日三省，成为修身的重要内容，其重要性可见—斑。后来孟子也把“信”作为朋友之交的重要规范，并把“朋友有信”纳入五伦之中，使“信”在人伦关系中的价值和作用得到肯定。汉代著名学者刘向说：“交不信，非吾友也。”宋代理学大师程颐说：“相比之道，以诚信为本。”其皆强调朋友之间要以信义为重。讲信义，一方面是要言出必践，信守诺言，做到“言必信，行必果”，不搞虚假客套；另一方面是要真心相待，做到真心、真言、真行，不虚伪欺诈。以诚信待人，朋友之交才能巩固；如果彼此欺诈陷害，友谊也必随之丧失。
　　儒家理想的治国手段是“德治”。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如果单纯依靠行政命令，以刑罚作标准，人民只要能设法免于刑罚就满足了，并没有道德上的羞耻问题，这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如果以德行作引导，以礼制为准则，人民不但可以免于刑罚，而且会有高尚的道德观念。因此，历代儒家都主张“德教为先”，即是说，在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上，要把德教放在第一位，德教重于法制；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要把德教放在第—位，品德教育重于智力教育。孟子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礼记》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贾谊说：“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
　　按照“德教为先”的原则，和谐社会的构建，诚信社会的建立，都应该优先注重以诚信为本的教育。从总体上说，社会个体成员的主要道德品质，都是由社会占主导地位的道德规范在社会个体成员身上内化的结果。社会道德规范要转化为社会个体成员的道德品质，一是要靠社会外部的“示范”和“灌输”，二是要靠个人自身的自觉认同。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即人的观念的现代化，现代化的观念仍然是必须以诚信为根本的。因此，我们有必要认真学习历代儒家关于“诚信”的思想精华，并通过示范、灌输，使之潜移默化于现代人的灵魂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