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满汉两“傅鼐”

作者：韩晓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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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朝统治过程中，有这样两位同名同姓且相继供职于雍正、嘉庆祖孙两朝的臣子——傅鼐：一是满洲贵族，位列卿贰，却屡遭革职，终不能善其职，病卒于被贬之地；一位是汉族，出身佐贰，资格不及亲贵，却政绩口碑皆佳，屡屡升迁，死后敕祀名宦祠。清制满汉官员界限分明，等级有别，何以会汉荣满衰?综观二位的为宦生涯，或许能给我们些许启示。
　　我们姑且以他们的“字”来加以区分。满洲镶白旗的傅鼐，字阁峰；祖籍浙江山阴的傅鼐，字重庵。他们在大清王朝的发展中似乎都较有名气，但学术界却很少提及傅阁峰，其光环远没有傅重庵鲜亮。其中一重要原因是傅重庵对清朝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立有不可磨灭的功勋，是位难得的将材。
　　清朝在康、雍、乾时期是当时闻名世界的东方大帝国，可谓“家大业大”。治理边疆少数民族，保持边疆稳定，就成为其维持政治、经济系统正常运转的前提之一。相应地，它需要并积极吸纳各族尤其是汉族有文武才能的人为其效力。地处西南地区湘、黔、川诸省交界的边疆苗众“自古叛服靡常”，严重威胁清朝的统一。乾隆初年，苗人与汉民之间的冲突和争斗已令清廷头痛不已，至乾隆末叶，即出现了一场迅速遍及苗疆全境的大规模“苗变”。但是因为“始事者固老师糜饷，继事者亦苟且悻成”，清政府又一味地羁縻，直至嘉庆初，苗变仍未平息。清廷在治苗头绪万端、时局混乱之时，经各方保荐，起用了时任湖南凤凰厅同知的傅重庵总理苗疆边务。
　　清廷何以会重用这样一位卑微的汉族小官但此重任呢?就连苗疆头目都笑称：“往者宿将如福王者，尚不敢撄吾锋，藐兹微官，何足污吾刃也。”其实，傅重庵平时官声甚好，其能力得到上司和同僚的认可。巡抚姜晟保荐称：“该员才长耐劳，能胜艰巨而不急功近利，为丞牧中仅见之员”；后巡抚祖之望亦奏称：“傅鼐克胜巨任，不避劳怨，能得兵民心悦。”何况早在苗变初兴之时，傅重庵就曾协助治理苗疆，立有军功，得以从吏员升为同知，并且深悉苗地情势，多次上书陈述自己的政见，提出了一系列较为合理的主张和措施；如治苗“惟剿慨两端”；“非力筹卫民练勇之法，不能戢其凶心”；“防边之道，兵民相辅”等。因此，无论其主张还是能力都足以深孚众望，朝廷的选择可算是得人矣。此后他率军平定叛乱，“专用雕剿法，大小百战，所用仅乡勇数千”；“因苗地用苗技训练士卒，囊沙轻走，习藤闪跃，狭路则用短兵，每战后辄严汰，数年始得精卒千”；“风雨不乱行列，遗资道路无反顾，甘苦与共”。再者，他作战时能身先士卒，因此得以“师行所至，万苗詟服，罗拜纳兵，唯恐后。”
　　傅重庵文武才兼具，有勇更有谋，在策划苗疆事务的过程中，“剿抚并用，教养兼施”。他在苗疆修筑了为数甚多的碉堡，“招流亡附郭栖之，团其丁壮而碉其要害”，有效加强了苗疆的防御。他还“以屯勇、均田同筹并举”，“使兵、农为一以相卫，使民、苗为二以相安”。与此同时，他又多方面地实施教化，传播汉族的先进文化，“以诗书礼让化其狂犷之气”，“将苗民妄信巫师椎牛聚众恶习禁止革除，设立书院六处，义学一百处”，使苗人与汉民可以“同学校，同考试”。终于，经过他十余年的苦心经营，苗疆得以底定，苗众也已“革面革心，辑宁安堵”，去除了清帝的一块心病；同时，“苗益感奋”。
　　傅重庵建立如此大功，自然使龙心大悦。嘉庆十三年0808年他入宫觐见，嘉庆帝这样夸赞道：“洵杰出之才，堪为封疆保障，若天下吏咸若是，何患政治不日有起色”，旋即授其按察使衔，十四年授湖南按察使，十五年又授权兼任湖南布政使，掌管地方的司法、财政和民政。应该说，傅重庵之所以被当朝肯定，也与他为官谨慎、知进知退有关。他纵然已从一员小吏跻身封疆要员，但仍9S和先前一样，克尽职守，“兵民白事，直至榻前”，“下无壅情，事无不举”。
　　的确，封建帝王需要的是像傅重庵这样“安详、谙练、明白、诚实”的臣子。可以说，他居官行政，的确不易找到多少罅漏瑕疵；而满洲籍的傅阁峰与他比较起来就似乎逊色许多。
　　傅阁峰“精骑射，读书目下数行”，16岁时，即“侍宪皇帝于藩邸”。叫他凭借着对主子的忠勇以及其优越的民族身份，在雍正帝即位后，即出任兵部右侍郎。此后，他先后任职军营参赞大臣、都统、兵部尚书、刑部尚书等高官。
　　在经营边疆事务中，他洞察准噶尔形势，多次进言清帝；而清帝对他的进言也很重视。雍正十年(1732年)春，噶尔丹策零作乱，在遭受清廷的重创之后，声势渐靡，遂有求降之意；但清廷群臣之中却剿抚各持一策，游移不定。“上问傅鼐，傅鼐赞抚议”，于是“降旨罢兵”，并委派他前往办理。其时“战争连年，虏氛甚恶，穷沙万里，雪没马鼻，行人迷路，认人畜白骨而行”，然“公闻命，不办严，径上马驰抵策零部落。”当双方纠缠于划界之争，而噶尔丹又以武力相威胁之时，他喝斥道：“出嘉峪关而思归者，庸奴也。某思归，某不来矣!今日之议，事集，万世和好；不集，三军暴骨，一言可决。而浅浅如儿女子，吾为尔王羞也。”于是，和议乃定。
　　雍正帝时期，治国极严；吏民动辄得咎。乾隆帝即位之初，傅阁峰即上书减轻刑罚，并力主修改早已过时的律例，以避免“刑官援引舛错，吏胥因缘为奸”，以维护律意的公允，实现清明的吏治。
　　从上述史实来看，傅阁峰对朝廷不失为忠心耿耿且殚精竭虑。然而，他从雍正二年(1724年)被授予兵部右侍郎至乾隆三年(1738年)病卒止，在十五年间就三起三落。其原因正如礼亲王昭裢所评：“公宽于接下，太杂；刚于事上，太戆。伉爽自喜，好声矜贤，简节而疏目，故每撄其祸焉。”
　　雍正帝“夙知傅鼐好事”，“不守本分”，当然要加以留心。雍正四年，因其先前任侍卫时，曾索贿浙江粮道江国英万余银两之事被揭发，又因他为隆科多保全其子岳兴阿，终触怒雍正帝，被发遣黑龙江：乾隆元年，他因勒借商人银两，回奏不实，被革职，杖徒；又因违例为内务府总管常载乞荫，被降二级调用。乾隆三年，他因违例误给署参领和德等俸饷，被发往军台效力。
　　封建社会等级森严，至封建社会晚期的清王朝更是如此，君主专制空前加强。作为臣子，只能以忠诚之心侍上，切不可冒犯君主之忌。傅阁峰诚实却不明白，愚直却不谙练，加上自身有律己不严之过，这就难免会屡遭贬斥。清王朝是由满洲贵族建立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为维护、稳固其统治，它需要最大限度地网罗各族尤其是汉族的先进分子为其服务，但同时又要对满汉官员作严格区分，重满轻汉。尽管如此，作为封建王朝的臣子，对朝廷的尽忠尽责，则应是无条件的。臣子们都是皇帝实施统治的工具，惟有依皇帝旨意办差才不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