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长征期间的统战工作及其策略的重要转变
作者：李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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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的金秋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在陇中高原胜利会师。以此为标志，工农红军彪炳史册的长征，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历时两个寒暑，纵横十多个省份，经过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战胜无数艰难困苦，跨越万水千山，行程二万五千里，终于胜利实现了从中国东南至西北的战略大转移。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在这一伟大转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结束了教条主义者在党内的长期统治，对革命的指导思想开始了根本性的转变，其统一战线工作也逐步实现了策略上的重要转变，并为长征的胜利以及后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遵义会议前：关门主义背景下的重要举措
统一战线是共产党人进行革命斗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和策略。统一战线的根本任务，是共产党人在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中实现自身的团结统一并获得最广泛的同盟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是夺取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
但是，在遵义会议前的相当一段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教条主义中央领导，只强调建立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下层统一战线”，反对建立更为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实行狭隘的关门主义统战策略，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使中华民族陷入更加深重的灾难。中国各阶级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社会各阶层人民都要求抗日救亡。工人、农民、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势力，也开始改变政治态度，从附和反革命转向中立，要求实行抗日。在国民党及其军队内部，也出现了某些积极主张抗日的势力。1933年，以蔡廷锴、蒋光鼐为首的第十九路军在上海坚决抗击日本的侵略。同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反蒋联共的福建人民政府。中共与福建人民政府签订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决定联合讨伐蒋介石。可是，代表王明路线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认为，福建人民政府是“一部分以前国民党的领袖及政客们的一种欺骗民众的把戏”，“他们并不是为了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是为了要维持这个统治，为了阻止和妨碍中国民众胜利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和向着苏维埃道路的迈进”，“必须集中火力反对一切反革命的改良主义的派别”[1]。于是，中共中央对福建人民政府采取了下列五条措施：（一）“最坚决揭露‘人民政府’的政纲”，指出他们的政纲实际上是维护反动统治反对苏维埃道路；（二）利用他们对反日反蒋及民主权利的允诺，发动群众，实现民族革命战争及土地革命；（三）加强党的工作，实行下层统一战线；（四）推动他们实现签订的协定，同时最严厉地“揭露‘人民政府’领袖的反动面目”；（五）号召十九路军士兵“反对反动的长官”，“号召他们与红军联合与加入红军”。目的是“使它迅速的达到破产”[2]。因此，在蒋介石抽调重兵攻打十九路军时，红军本应按协定出兵援助，形成内外夹击蒋军之势，但却采取了“坐山观虎斗”态度，不但没有给以支援，反而将兵力西调，让出阵地。最后，蒋介石不仅镇压了福建人民政府，而且又顺势调动百万大军对中央红军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正是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左”倾错误领导，实行教条主义的政治路线、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和关门主义的统战策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撤离根据地，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
二、遵义会议：对关门主义的批判及其初步实践
长征途中，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在组织上作了必要调整，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长达四年的统治，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进入红军指挥核心，使中共和红军获得了生机。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又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
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面，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充分肯定同福建人民政府订立抗日反蒋协定是“正确的政治路线”，阐明了利用敌人内部的每一次冲突，积极扩大他们内部的裂痕，使我们利于转入反攻与进攻，夺得战争胜利的策略路线，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要求，也符合马列主义策略原则；批判了博古拒绝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实行“关门主义”策略，把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与冲突使自己转入反攻与进攻说成是“冒险的行动”的错误观点，明确指出党对“福建事变”的政策是否正确，是能否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军事“围剿”的重要关键，博古、李德失去了利用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事变”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战机。《决议》指出：“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从积极方面扩大他们内部的裂痕，使我们利于转入反攻与进攻，是我们粉碎敌人‘围剿’的重要战略之一。福建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3]然而，当时“左”倾关门主义的领导者博古、李德虽然从政治上利用了国民党内部这一矛盾，推动十九路军反蒋抗日，但是他们在军事上没有去利用。他们“在‘左’的空谈之下，在战略上采取了相反的方针，根本不了解在政治上军事上同时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4]《决议》指出：“只有我们军事上采取与十九路军直接配合的方针，才能使我们在当时这一重要关键上不失去消灭蒋介石主力的机会，这种有利条件，是过去历次战争中所没有的。然而在我们军事上没有去利用，这对于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原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他们的目的，原来不过为了抵御敌人的前进，至于利用敌人的内部的矛盾与冲突使自己转入反攻与进攻，在他们看来是冒险的行动。”[5]《决议》还指出，不论是白区党还是苏区党，过去的工作方式都必须有“彻底的转变”，以“适应新的环境”。《决议》的上述观点，标志着中共的统一战线策略开始实现重要转变。
在遵义会议以后的长征道路上，中共中央和红军就是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根据上述统战策略，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有效地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灵活有效地开展了对地方实力派、少数民族和宗教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为万里长征胜利结束和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提供了重要保障。
长征纵横十多个省份。蒋介石调集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的几十万军队，有国民党中央军，也有不少地方军阀部队。一些地方军阀对蒋介石既消灭红军，又乘机削弱甚至吃掉地方军阀势力的图谋心存疑惧。中共中央和红军充分利用这一矛盾，争取到了与这些地方实力派如粤、川、滇等地军阀不同程度的合作。
长征经过了苗、瑶、壮、布依、彝、藏、羌、回等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能不能做好少数民族的工作，团结各族人民，共同对敌，是红军能否完成战略大转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中共制定了各民族自立、民族平等、尊重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等民族政策和对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红军又明确规定了“绝对不打彝民的土豪”，“不打藏族土豪”，“不立即提出没收土司的财产土地”等针对少数民族上层的统战政策。中共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还把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紧密结合起来，亲自做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工作，有的还与一些上层人士订立了政治的或军事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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