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昭君出塞后的一个外交难题

作者：杨国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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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有关王昭君的研究中，所有的论者都提到了这样一件事：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汉元帝于是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于是，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此事还有没有后文，研究者们都没有提及。
　　其实，这是匈奴单于向汉朝提出的一个外交难题。《汉书·匈奴传》对汉廷应对这一难题的态度有过清楚的记载。
　　汉元帝接到呼韩邪单于的“上书”后，让有关部门进行讨论，可不可以“罢边备塞吏卒”?朝臣多以为应当允匈奴请求，因为这既可使边境安宁，又可减少朝廷开支。惟有熟悉边事的郎中侯应提出了反对意见。汉元帝于是让侯应提出详细策论，侯应于是分析说：
　　自周秦以来，匈奴暴桀，寇侵边境，汉朝立国后，尤被其害。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到汉武帝时，出师征伐，斥夺此地，将匈奴赶到了漠北；又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卫，边境自此后才稍有安宁。现在若答应呼韩邪之请，则有“十不可”。
　　漠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蔽隐，从塞以南，径深山谷，往来差难。边境长老说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如罢备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这是一不可也。
　　今圣德广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来臣。夷狄之情是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天性使然。前已罢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能再减少边境武备了。这是二不可也。
　　中国有礼仪之教，刑罚之诛，愚民犹尚犯禁，何况文化落后的匈奴。单于能使其众不犯约吗？这是三不可也。
　　在中国内地尚建关梁以制诸侯，才能绝臣下之觊觎。边境设塞徼、置屯戍，非独为匈奴，亦为诸属国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旧逃亡。这是四不可也。
　　最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叛，世世不绝。今若罢乘塞，则生嫚易分争之渐。这是五不可也。
　　过去从军多有未还者，子孙贫困，罢边塞让这些人逃出去，徒增边患。这是六不可也。
　　边人奴婢愁苦，欲逃者多，“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但仍时有逃去塞者。这是七不可也。
　　内地盗贼桀黠，群辈犯法，如其窘急，则会向没有守备的北边逃去，无法可制。这是八不可也。
　　边塞建立已有百余年，不完全是土垣，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门，稍稍修建而成。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议者不深虑其始终，欲以罢边备而省徭戍，那么十年之外，百岁之内，卒有它变，障塞已经破坏，亭隧灭绝，当重新发屯缮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复。这是九不可也。
　　如果罢戍卒，省候望，让单于保塞守御，必自以于汉朝有大恩，于是请求无已。稍不满足其要求，则不可测其后果。开夷狄之隙，亏中国之固。这是十不可也。
　　侯应最后总结说，答应呼韩邪的请求，罢边备塞吏卒，“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蛮之长策也”。
　　客观而言，侯应的“十不可”，其分析是非常有道理的。一个国家，怎能因为邻国的友善就不守卫边境了呢!国家的自立与强盛，必须靠自己。邻国之间与朋友之间一样，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而友情是可能发生变化的。
　　侯应的分析全面透彻，深深地打动了汉元帝，于是他下诏：“勿议罢边塞事。”朝廷作出这样的决策后，怎么答复呼韩邪呢?外交有外交的辞令。汉元帝遂命车骑将军许嘉向呼韩邪单于传达皇帝的口谕，说：“单于上书愿罢北边吏士屯戍，子孙世世保塞。单于向慕礼仪，所以为民计者甚厚，此长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国四方皆有关梁障塞，非独以备塞外也，亦以防中国奸邪放纵，出为寇害，故明法度以专众心也。敬谕单于之意，朕无疑焉。为单于怪其不罢，故使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晓单于。”
　　汉元帝的“口谕”说得甚为圆滑：在肯定呼韩邪之请是“为民计”，甚至是“长久之策”的大前提下，又婉言称，为了防止中国内的奸邪出窜，所以不能罢边备。这样说，对作为友好之邻的呼韩邪匈奴部族来说，也是给足了面子；所以呼韩邪也就只好“谢曰”：“愚不知大计，天子幸使大臣告语，甚厚!”
　　不论呼韩邪是出于何种目的而请求汉朝罢边备，汉朝从哪方面来说也是不能答应的。不过，这个颇为棘手的外交难题，毕竟是在一种十分友好的外交氛围里获得了圆满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