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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和亲”政策纳入正常轨道的萧望之
作者：王晓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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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和亲”政策自汉高祖刘邦起，延续整个西汉王朝，出嫁匈奴、西域的“公主”数十人，而史书记载最多、人们记忆最深的就是“昭君出塞”。原因是什么?就是有了萧望之，他将西汉的“和亲”政策纳入了正常的轨道。
一、西汉初期的“和亲”有缺陷
西汉政权建立后，北方的匈奴势力十分强大。公元前201年，冒顿单于率骑兵进入山西中部，占据了晋阳(今太原)。次年，刘邦亲自率领32万步兵迎击匈奴，结果在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南)陷入匈奴骑兵的重围，受困七天，经重贿匈奴阏氏才得突围。刘邦感到自己实力虚弱，决定采纳刘敬(本名娄敬)的“和亲”之策。
《汉书·娄敬传》记载说，刘邦受挫于平城后，顾虑匈奴骑兵卷土重来，问于刘敬，刘敬献策说：“天下初定，士卒罢(疲)于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顿……未可以仁义说也。独可以计久远子孙为臣耳，……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单于，厚奉遗之，彼知汉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外孙为单于。岂曾闻(外)孙敢与大父亢(抗)礼哉?可毋以以渐臣也。”刘邦采纳了这个建议，只是因为吕后反对嫁长公主于匈奴，于是“取家人子为公主，妻单于”。
刘敬的“甥婿关系论”决定了西汉初期的“和亲”政策即是汉廷把宗室女嫁给匈奴单于，与匈奴言和，维持友好关系，又送与大量绣、锦、絮、缯、酒等礼物，并与匈奴进行贸易。这只能说是一种妥协政策，使双方矛盾在短时期获得暂时的和缓。匈奴并未因西汉政府的妥协就收敛其进扰中原的气焰。吕后执政时，冒顿竟写信与吕后，说：“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如此侮辱，吕后也只能忍之，答以“单于不忘敝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日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汙。弊邑无罪，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1]
汉武帝时，“闻见”高、吕、文、景“四世”与匈奴交往关系的董仲舒对“和亲”政策有如下议论：“义动君子，利动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义说也，独可说以厚利，结之于天耳。故与之厚利以没其意，与盟于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匈奴虽欲展转，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杀爱子何。”[2]即是说，汉初“四世”的“和亲”之策，完全是以汉朝利益为前提的一时权宜之计，是变了花样的笼络和怀柔。以这种“和亲观”作为发展民族关系的主导思想，基础当然是不牢固的。所以，翻开史书，“绝和亲”、“扰中原”这样的字眼在“和亲”政策实行几十年后仍不断出现，汉匈边境危机不断。
汉武帝虽然依靠强力打败了匈奴，但并不能彻底解决边患问题，反而造成“国用不足”，于是“悔征戍”，提出“轮台诏令”，务农力耕，“轻徭薄赋，与民休息”[3]。如何解决与匈奴的关系问题，重新提到了西汉朝廷的议事日程上。
二、萧望之其人
据《汉书》卷七十八《萧望之传》，萧望之字长倩，东海兰陵人，世代以田为业。萧望之自小好学，受业于名儒学者，是京师有名的儒生。
汉昭帝年幼，霍光与桑弘羊等辅政。霍光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和异己势力作殊死的斗争，因而在日常生活中十分注意防范，凡要见他者均须经过搜身检查。萧望之是京中名儒，亦曾因推荐受到霍光召见，进门时，门卫强制脱衣搜查。他认为这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侮辱，对霍光说：“将军以功德辅幼主，将以流大化，致于洽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颈企踵，争愿自效，以辅高明。今士见者皆先露索挟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礼，致白屋之意。”这种傲霜风骨，不为霍光所容。萧望之报国无门，便心安理得地去看守城门以为生计。曾受霍光搜身之辱而得官的王仲翁来劝他屈从搜身之辱以求得官职，萧望之明确表示拒绝，并说“各从其志”。后在民间多年的刘询即位，是为宣帝。他在民间即闻萧望之大名，萧望之始得任用。
无论在不在官位上，萧望之都以忧国忧民的炽热感情，关注着西汉的政治经济形势。他反复向当政者阐述“朝无诤臣则不知过，国无达士则不闻善”的观点，力谏朝廷应该动员贤者议政，以“立公道，塞奸邪”；主张废除官吏与民争利的弊端，因为“加海租，鱼不出”，“官尝自渔，海鱼不出”。他力数宦官集团专权之弊，力诤朝廷不能让宦官专权。而萧望之最值得历史记载的，便是他对处理民族关系的见解与行事。
三、萧望之处理汉匈民族关系的策略
自汉武帝打败匈奴后，匈奴已不能再对汉朝构成威胁。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有诏书说：“往者匈奴数为边寇，百姓被其害。朕承至尊，未能绥定匈奴。虚闾权渠单于……病死，右贤王屠耆堂代立，骨肉大臣立虚闾权渠单于子为呼韩邪单于，击杀屠耆堂。诸王并自立，分为五单于，更相攻击，死者以万数，畜产大耗十八九，人民饥饿，相燔烧以求食……”[4]此时，朝廷议者多认为“匈奴为害日久，可因其坏乱举兵灭之”[5]。而时任御史的萧望之，在这个事关匈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却力排众议，宣称：
春秋晋士匄帅师侵齐，闻齐侯卒，引师而还，君子大其不伐丧，以为恩足以服孝子，谊足以动诸侯。前单于(指虚闾权渠)慕化乡(向)善称弟(悌)，遣使请求和亲，海内欣然，夷狄莫不闻。未终奉约，不幸为贼臣所杀，今而伐之，是乘乱而幸灾也，彼必奔走远遁。不以义动兵，恐劳而无功。宜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四夷闻之，咸贵中国(汉朝)之仁义。如遂蒙恩得复其位，必称臣服从，此德之盛也。
汉宣帝对关于是乘匈奴“其坏乱举兵灭之”还是“救其灾患”的两种对立观点，反复权衡，采纳了萧望之建议，“竟遣兵护辅呼韩邪单于定其国”。[6]
萧望之不仅主张要对匈奴“救其灾患”，助之“定其国”，还主张要以平等相待。呼韩邪单于复国后，到汉廷来感谢，众公卿议其接待规格，认为“其礼仪宜如诸侯王，位次在下”。[7]萧望之又一次力排众议，认为：
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外夷稽首称藩，中国(汉朝)让而不臣，此则羁縻之谊，谦享之福也。《书》曰“戎狄荒服”，言其来(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后嗣卒有鸟窜鼠伏，阙于朝享，不为叛臣。信让行乎蛮貉，福祚流于亡穷，万世之长策也。
萧望之关于汉朝应对其他民族平等相待的观点是十分值得肯定的。诚如他所说：各民族是汉朝之外的独立体，汉朝法度难以约束单于，所以就不能视他们为汉朝的臣属，自然也就不能以汉臣相待，应尊单于地位在汉朝的诸侯及诸王之上，即匈奴单于和汉朝皇帝地位平等。就是“外夷稽首称藩”、“称臣”，汉朝也应谦让而不应待之为汉臣。匈奴后嗣不来朝觐，也不能算叛臣。这样相处下去，汉朝的德与信必然影响天下人，那将是造福无穷的“万世之长策”。
汉宣帝又一次采纳了萧望之的建议，下诏说：“盖闻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为政。今匈奴单于称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礼待之，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8]
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亲自入汉廷觐见汉宣帝。汉宣帝认为这是“自古未之有也”的举国大事，在事前做了周密的接待准备。《汉书》记载说：“汉遣车骑都尉韩昌迎，发过所七郡郡二千骑，为陈道上。单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宫，汉宠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赐以冠带衣裳，黄金玺戾绶，玉具剑，佩刀，弓一张，矢四发，戟十，安车一乘，鞍勒一具，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穀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礼毕，使使者道单于先行，宿长平……”[9]汉朝接待呼韩邪单于的礼仪超出了他的想像，尤其是承认他掌有印文为“匈奴单于玺”的黄金玺，“宣帝始赐单于印玺，与天子同”[10]。汉朝的印玺制度，只有皇帝皇后诸王侯为金质，由此表明汉宣帝的民族平等联合的立足点是十分坚定和开明的。这是汉匈两族关系的根本转变，由敌对而变为和平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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