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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赋取士：唐代新兴的人才选拔制度
作者：韩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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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进士科为主的科举制度是隋代兴起的官僚选拔制度。入唐以后，这个实际属于国家管理层人才选拔的考试制度得以有力推行并出现重大变革(主要表现为诗赋取士)，较之前朝而具有显明的先进性和鲜活的生命力。当然，这一成果并非在某一特定时期一蹴而就的。它凝聚着许多代君王的政治智慧与人文情怀。
一、唐太宗兴学及盛开选举
早在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就以秦王身份开文学馆，广延四方之士，特别是文人士子。在他的麾下，集中了所谓“十八学士”的强大智囊团。贞观元年(627年)，他刚刚登基即诏令“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署学士，给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以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讨论坟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1]。
弘文馆成立不久，李世民又下令要求三品以上的大臣将子孙送入馆内拜师学习。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大臣们带头在全国掀起一个读书学习的热潮。
贞观二年(628年)，太宗下诏尊孔读经(并为此统一了经学)；又广招天下儒生，给他们衣食和车马费，让他们到京师来，或选为国家官吏，或进入国学(即国子监)本部学习、提高。国学本部容纳不下，遂又下令增筑学舍四百余间，同时开放太学、四门、广文等学馆(当时均为贵族和官僚子弟的学校)，招收生员；又在书学、算学等专业学校设置博士(高级教师)，对外招生。太宗还在武德二年(619年)地方置学的基础上，下令扩大学校规模，主要是州学、县学两级学校规模。这样，在他的力促下，唐朝最终确立了中央、州、县的三级官学体制。到了高宗—武则天时期，则进一步理顺了学校体制，加强了学校管理，丰富了教学内容。“龙朔二年，东都置国子监，明年以书学隶兰台，算学隶秘阁，律学隶详刑。上元二年……国子监置大成二十人，取已及第而聪明者为之。”[2]
唐代统治者为什么要推重教育、大力兴建学校呢?太宗在贞观二年(628年)对自己身边侍臣的一番话表明了其想法：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3]
由于太宗“以武功定海内，栉风沐雨，不暇于诗书”[4]，而他自己又曾长期体验到重用读书人的甜头，因此，当他掌握国家政权后，便决心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来储备人才，培养人才，发掘人才，并使他们各尽其能。
在太宗的提倡、鼓励下，全国上下掀起读书求学的热潮。莘莘学子背着书箱，从四面八方风尘仆仆地赶到州、县及乡里，赶到京师求学。即连吐蕃、高昌等边远民族地区以及高丽、新罗、百济、日本等邻国的贵族子弟，也纷纷前来唐朝国都学习。当时，在国学中，读书的、讲学的接近一万人，长安国子监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学府。
顺便指出的是：唐代除国子监、州学与县学外，乡里之学及私塾、家庭教育也很兴旺。唐代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按天宝十三载(754年)全国户口九百余万户推算，当时应有乡里之学九万余所。以每所学校二十至三十人计，其在校人数当为二百万人上下。这一层面的学生，自然多是出身贫寒的庶族子弟了。
与提倡读书、兴办学校教育、储备与培养人才相呼应，太宗采用科举(含常举与制举)、荐举、自荐等方法来考核与选拔人才，其中尤以科举最具广泛性，也最有影响力。
科举制度创立于隋文帝开皇七年(587年)。隋炀帝大业年间始设进士科。贞观元年(627年)，太宗“盛开选举”，仿效隋朝用考试方法来录用官吏。唐在隋进士科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秀才、明经、明法、明书、明算，共计六科，为科考的常设科目。科目的增多，有利于网罗各种人才，使得具有不同特长的人通过科举考试的途径被选用。
考试科目虽多，但最受重视的乃是明经、进士两科。其中进士科尤为被看重，也最难登科——一百人中不过取一二名而已。所以当时将进士及第比作“登龙门”，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5]之说。意思是讲，五十岁能登进士科的，年纪还算轻了；而三十岁中明经者已属大龄了。官场视进士科出身的牌子最硬，以至“缙绅虽位极人臣，不出进士者，终不为美”[6]。所以，唐朝的宰相多半是进士出身。另据新旧《唐书》所载列传统计，终唐一代，庶族地主拜相者共有142人(实际当不止此数)，士族地主拜相者125人。这说明科举制度特别是进士科选拔人才，不仅为广大具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庶族寒士架起了报效国家的直通桥，而且还使国家高级管理层的知识结构得到巨大改善和优化，并进而扩大了唐王朝的统治基础，有利于国家政治的安定、清明及社会的稳定、繁荣。
据说有一次太宗在金殿端门看到许多新进士鱼贯走出考场，不禁十分高兴，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7]
看来，只要国家主持者是真心实意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并认真实践，便会群贤备至，出现人才济济、龙腾虎跃，争相为国家作贡献的兴旺局面。
二、武则天在科举考试上的新举措
有意思的是，唐代进士应试的一个主要内容乃是诗赋，这就为大多出身于庶族的诗人文士跻身仕途敞开了方便之门。而作出这个大胆举措的人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的惟一女皇——武则天。
武则天是从贞观时期(627—649年)过来的人，曾长期侍候于太宗身边，加之她聪颖好学，所以深谙“贞观之治”的要义乃“以人为本”，善于选人和用人。在她立为皇后(永徽六年，655年)，特别是显庆五年(660年)受高宗委托决百司奏事后，更是“大崇文章之选，破格用人，于是进士之科为全国干进者竞趋之鹄的”[8]。
武则天同太宗一样，十分重视科举考试。她在这方面的一个大手笔就是改革进士科内容，以诗赋取士。《旧唐书·选举志上》载：
永隆二年(681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建言，明经多抄义条，进士惟诵旧策，皆亡实才，而有司以人数充第。乃诏自今明经试帖粗十得六以上，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
“试杂文”主要是试诗赋，以甲赋、律诗(五言律诗，限定十二句)为考试内容。其实，高宗时吏部选人已很看重诗赋，所以王勃在《上吏部裴侍郎启》里才有“伏见铨耀之次，每以诗赋为先”之言。另据《旧唐书·杨绾传》载，天宝十三载(754年)，“玄宗御勤政楼，试博通坟典、洞晓玄经、辞藻宏丽、军谋出众等举人，命有司供食，既暮而罢。取辞藻宏丽外，别试诗赋一首。制举试诗赋，自此始也”。
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在洛阳洛成殿首创“殿试”制度。在此之前，她还于上元二年(675年)，将选拔人才的眼光放在边远地区，开创“南选”，使岭南(约当今广东、广西大部和越南北部地区)、黔中(约当今湖南沅水、澧水流域，湖北清江流域，重庆黔江流域和贵州东北一部分)等地区的人才也能够通过吏部铨选而为当地国家政权效力。[9]
《新唐书·选举志下》又记载：“初，试选人皆糊名，令学士考判，武后以为非为委任之方，罢之。”对此，范文澜先生指出，武则天“废糊名制，实际是要从宽取士”[10]。
据统计，至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朝进士登科者共有205人；而在高宗和武则天统治的55年间(650—705年)，登科者净增1000多人。诸如杜审言、李峤、苏味道、王勃、宋之问、沈佺期、刘希夷、贺知章、张鷟、陈子昂、苏颋、张九龄等辉耀初唐诗坛的诗人，都是这一时期及第的进士。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