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论家庭和谐与社会和谐

作者：曹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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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的和谐与否，对社会和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由于家庭是国家组成的细胞，一个国家的形成，是由千万个家庭组成。如果一些家庭出现不和睦，不团结，影响其他家庭，也可能造成许多家庭出现不和谐，社会、国家的和谐也将是一句空话。
　　我国传统非常重视家庭和谐。尧舜时期，要求“九族和睦”、“慎徽五典”。^[1] 《周易》“家人”卦云：“六亲和睦，交相爱乐”。周成王告诫民众“尔室不睦，尔惟和哉”^[2]，要求“室家之壶”^[3]。家庭中父母、儿女、兄弟、夫妻，一家子捆在一起，团结一致，相亲相爱。这是由于家庭的和睦是国家、社会和睦的前提。
　　先贤之所以重家庭的和谐，探索其原因，主要有三。首先，国与家是血肉相连的。从历史的渊源看，家庭的起源早于国家。《吕氏春秋·恃君览》云：“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孟子说：“国之本在家”^[4]。《礼记·大学》亦云：“欲治其国，必先齐其家”，又说：“家齐而后国治”。早在远古时期的母系社会中，在无君无国的时候，以母亲为中心的家庭就出现了。郭沫若先生说：“原始社会所谓‘狉獉时代’，与木石居，与豕鹿游，没有现代社会的那种组织。其后渐渐离开兽域，才有家庭的出现……由家庭发展到家庭组织，居住才有一定。……由家庭人口的繁殖，扩大范围，遂转变到大的氏族。”^[5]后由多个氏族，建立了国家。我们所说的国家，先国后家，是从大义而言；若从渊源讲，应是先家后国，称“家国”。”故有“国是扩大的家，家是缩小的国”的说法。春秋战国时期，《易·家人·彖》云：“家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母为君，家则是国了。
　　其次，由于国家是千万个家庭组成，那么国家的利益当与绝大多数家庭利益是一致的。国家维护家庭利益。而每个家庭拥戴、维护国家利益则是天经地义的。比如，在强大的自然灾害面前，单一家庭，无法抗拒。国家当组织力量，帮助这些受灾的家庭抗灾救灾。同样，当国家受到外族入侵时，家庭应义不容辞地支持，并积极参与抗击外族侵略，这则是保家卫国，或爱国爱家。儒家提出的“仁政”、“仁民”、“亲民”理论，既是维护国家统治、国家利益，也是维护老百姓个人及家庭利益。故历代绝大多数统治者都遵循，老百姓也乐意接受。
　　第三，重家庭和谐，主要是重人的道德素质培养。在家庭中，有浓浓的亲情，能互相关爱，易于养成对他人的关爱、宽容、诚实、谦虚等优秀品德，也易于克制私欲的膨胀。这些优秀品德的养成，不是靠外在压力，也不需办学习班，而是靠自律，靠与家人朝夕相处的长期实践中，逐渐养成，形成一种心理习惯。一个人，他既是家庭成员，又是社会成员。在社会中，不管是做官，或是做老百姓，在与人交往中，都需要这些优秀品德。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泰勒先生在《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学术会上致词》中所说：“孔子推崇家庭和建立一个美满家庭所需要的互爱互尊。家庭单位是建立在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的那种基本关系的基础上的。同样，这种关系的纽带也存在朋友之间，乃至于存在一国的领袖与该国的公民之间，这种关系尤其体现在互爱、互尊和克己。而我们的世界急切地需要这些。”^[6]
　　如何搞好家庭和谐，这不是一句两句口号可以实现。它是经过数百代，上千年的文化积淀，严格要求每个家庭成员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义务而实现的。这就是“五常”或“五伦”。“五常”的提出，早在尧舜时期。据《尚书·尧典》载，舜要求家庭要“慎徽五典”。“五典”即“五常”：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舜又任命契为教化的官，负责教化老百姓懂得“五常”。看出尧舜时期，已开始懂得国家的治理，把家庭的和谐放在首位，规定作父、母、兄、弟、子应尽的责任。战国时期，孟子承继了这个观点，对“五常”作了新的解说，主要内容虽然未变，但范围由家庭扩大到社会了。《孟子·滕文公上》说：“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明显看出，孟子把家庭的“五常”（或“五伦”）扩大到社会的“五伦”（或“五常”）。“五伦”，要求自己在家庭的某个位置，就要担当某种责任，这也许叫“岗位责任制”吧：作父母的要爱护子女，作儿女的要爱敬父母；作国君的要走正道，作臣下的要忠；作丈夫的要义，挑起家庭的重担，作妻子的要顺，作好助手；作哥哥的要爱护弟妹，作弟妹的要尊敬兄长；朋友之间交往，要有诚信。家庭之中，互爱互敬，团结和谐，克制私心，各尽义务，各作奉献。
　　传统道德“五常”之中，尤重孝德的培养。从历史的渊源看，孝德的产生极其久远。在史前的母系社会中，人们特别爱敬自己的母亲，便有孝的现象产生；在知母也知其父的时期便开始爱敬自己的父母，孝的观念开始形成。尧舜时期，先哲已能用它来培养爱心，和睦家庭，和谐人际关系。《尚书·伊训》记载，殷商时期，伊尹定下国策：“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所谓“亲”，主要是父母。对父母的爱，特称为孝。西周时期，则把它作为社会公德来培养，在选拔官吏、判断人是否善恶时，都把是否孝作为首要条件。^[7]这类史料在先秦典籍中，大量保存着。
　　成王时的乐歌《诗经·大雅·既醉》篇的末章云：“威仪孔时，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类维何，室家之壸。君子万年，永锡祚胤。……”诗中所言，孝子的美德代代相传，它使每个家庭捆在一起，达到和睦、团结，再将此推及天下（全国），则使千万个家庭和睦，团结。《孝经》提出的“以孝治天下”，均是这种逻辑的推演：以孝为核心，从纵的方面团结家庭、家族，从横的方面，推广社会，达到天下和谐。《大雅·卷阿》云：“有凭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岂弟君子，四方为则。”西周把孝作为治国理论的凭借，依据，作为诸种品德养成的根本。以后，孔子教育学生，第一个内容就是孝悌。孟子提倡仁义，而仁义的根本则是孝悌。《孟子·离娄上》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义，从兄是也”；又说：“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其他如礼、智、信、乐等，均是围绕着仁义展开，而仁义的发端是事父、从兄，即家庭中的孝悌。易言之，我国传统道德的仁、义、礼、智、信，均是从家庭孝悌中来，故钱穆先生说：“中国的社会伦理，乃奠基于家庭，而家庭的伦理，则奠基于个人内心自然之孝悌。”^[8]这是基于一个最起码的常识。各种美德的培养，均离不开爱敬，而父母与子女间的爱，是人性中最为真诚的部分。父母生育养育子女，是无私的，并乐意付出艰辛；要求子女孝，报答生育、养育之恩也是天经地义的。故历代重孝，把它看作“至德”而顶礼膜拜。它不仅是传统家庭伦理的核心，也是社会伦理忠信的源泉。忠孝，是我国传统道德的两大支柱。五常之中，占据第一、二的位置，称为“君父大义。”若从大义讲，先君后父，先国后家；若从渊源讲，先家后国，孝为忠之本。于是儒家经典就有“以孝事君则忠”、“人臣孝，则事君忠”、“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孝经》）。这也是历代帝王要在孝子中寻找忠臣的根本原因。
　　今天，改革开放二十几年，人们的物质生活空前提高，已进入小康的大门，这是事实。可是在金钱物欲的洪流中，传统美德却被冲得七零八落：有的人为了满足个人的物质欲望，可以不养活父母，抛妻弃子女，兄弟反目，甚至杀害亲人，走向犯罪。家庭的不和谐，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安定。这类连自己的父母、儿女都不爱的人，绝不可能爱朋友、爱他人，也绝不可能有良好的品德。现在不少犯罪，是因家庭而起；而家庭的和谐，则要靠每个家庭成员的良好道德素质。重视传统美德的培养，重视传统家庭的和谐，无疑对树立社会主义道德新风尚具有积极作用；因为家庭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注释：
　　[1]《尚书·尧典》。
　　[2]《尚书·多方》。
　　[3]《诗经·大雅·既醉》。
　　[4]《孟子·离娄上》。
　　[5]郭沫若：《论古代社会》第404页。
　　[6]《孔子诞辰2540周年学术讨论论文集》，第5页。
　　[7][8]《中国学术思想论丛》，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88页。
　　
　　作者：西华大学人文学院（成都）教授，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